我和父亲手拉着手向颐和园的东门走去，那天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我和父亲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宇。那晚，父亲穿着深灰色的春绸长袍，白色的胡子在胸前飘着，一手拄着他的藤拐杖，一手拉着我，一老一小的身影映在回家的路上。我把父亲攥得紧紧的，心里真怕他突然变卦，又把我送回园子里去，尽管我当时仍止不住那一下下地抽泣，但还是带有讨好性质地跟他说了不少笑话。我想让他因为我的存在而愉快、而幸福，而不感到我的多余。
回到家，母亲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小妹妹在发烧，老七叶广宏又逃了学，他把书包藏在了警察楼子里，自己跑得不见了踪影。警察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学校，又找到家，我们到家的时候，那个肇事者还没有回来。到半夜，七哥才回家，一问说是到动物园看猴去了，没钱坐车，是从西郊走着回来的。
母亲一个晚上都在抹眼泪，那个叫广荃的妹妹在床上不停地哼哼，她不闹，很乖也很懂事，睁着一双大眼睛恐惧地看着训斥儿子的父亲……
这就是家，这就是生活，从这我也隐隐地感到了家里为什么总是希望我住在颐和园的缘由。我在这个家里只能添乱，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第二天，父亲就去彭城了。
我和母亲把他送到大门外，母亲怀里抱着软弱得抬不起脑袋的小妹妹，小妹妹伸出小手跟父亲再见。
父亲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说：“回去吧。”
我和母亲都没有动。我无法揣度父亲当时的心情，他是个事业型的人，对于离别、对于亲情似乎并不在意，那一句轻轻的“回去吧”便是告别，与妻儿的告别。
当时我鬼使神差地追上了父亲，接过了他背上的小包袱，我说我要送他一程，送他上车。我背着小包袱将父亲送到北新桥，送上了开往前门火车站的有轨电车。没有经验的我竟然跟着父亲上了车才将包袱交给他，车要开了，父亲把着车门拨开众人大声说：“让我的孩子下车！”
车开了，父亲站在车尾向我挥手，示意我快些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那颗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悲哀。
那一别，竟成了生死的诀别。
我是父亲的孩子当中最后见到他的一个。
有一天，突然说姥姥得了急病，将母亲叫去。
我是后来随着三哥广益、四哥广明、五哥广延一块去的，我不明白姥姥病了却让这么多哥哥去干什么。路上，三哥难过地抚摩着我的头说：“要紧的是今后这些小妹妹们怎么办……”
三个哥哥站在黑暗的胡同里只是唏嘘。
我感到了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我绝没有想到是父亲，因为一个星期前三大爷还给我母亲读了父亲写给他的信，信里说在彭城那个小地方竟然还能看到京剧，行头好，唱功也好，演的是《鸿鸾禧》和《打渔杀家》……
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
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
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儿，你得懂事。你不能哭，你得为你妈想想，广荃还小，你别吓着她。”
我懵懵懂懂跟着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子纹丝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的心底一阵阵发凉。
母亲见到我，哭了。
母亲说：“你父亲殁了。”
我一下懵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我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儿我才知道，悲痛已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后来，我见到书上有“抚棺临穴而无泪”的说法，觉得它太贴切了。
原来，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彭城陶瓷研究所他的工作岗位上。
母亲那年47岁。
母亲是个没有主意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娘家到婆家，从婆家到娘家，临此大事，只知道哭，将父亲的后事全部托付给在彭城工作的堂兄——我的六哥叶广成。因直系血亲没人来奔丧，六哥就和研究所商量，将父亲的棺木暂时囚封在峰峰矿区滏阳河岸，以待不日来人扶柩回京。
原以为是数月的事，孰料，父亲的棺木在那陌生之地，一囚就是20年。
父亲的亲儿子们谁也没想起接父亲回家，我至今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当时这一失策之举，酿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位妻子，父亲去世时非我母亲所生的哥哥们已经成家立业，各人有各人的日子，顾及不到我们。而我母亲所出的五姐广芸、七哥广宏，以及我和小妹妹广荃，最大的不到15岁，最小的不到3岁。弱息孤儿，所恃已为活者，惟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
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走绝路，就时刻跟着她，为此甚至夜里不敢熟睡，母亲半夜只要稍有动静，我便呼地一下坐起来，这些我从没对母亲说起过。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在她那些无数凄苦的不眠之夜中，有多少是她的女儿暗中和她一起度过的。
年年寒食，我都与母亲在大门外烧些纸钱，祭奠千里之外父亲的亡魂；岁岁中秋，奠香茶一杯，月饼数块，徒作相聚之梦。随着岁月的迁延，年龄的增长，内心负疚愈深。对父亲，我生未尽其欢，殁未尽其礼，实是个与豚犬无异的不孝孩子。
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它的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我的班主任叫马玉琴。她是回民，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我的忧郁、孤独、沉默、敏感，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
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块大棉花，只是抽搐、发哽，马老师轻轻用手拍着我的背。我知道，那时候我只要一张嘴，就会哇地一声哭出来。
老师什么也没问。老师很体谅我。
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一家街道小厂，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3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
有一天，轮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到地上。推开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儿，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儿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
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
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许，这使她的心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像当年我讨好父亲一样她也开始讨好我。她在我的背上为我唱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是：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葱花炝锅的香味由别人家里溢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是第几遍的重复了，不知道。
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总让我有一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作家唐君毅说得好，人周围往往构成一片无限的寂寞苍茫的氛围，“以此氛围为背景，尔后把我们有限的人生，烘托凸显出来。人生如在雾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见的，远望是茫茫大雾。人生如一人到高山顶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四周是寂静无声。人生又若黑夜居大海中灯塔内，除此灯光所照的海面外，是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大海……”那时，我年纪虽小，已经感到了雾的迷蒙，山的孤寂，夜的恐怖……
但我至今不能忘记在我人生之路上给予我理解和爱的人们，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将伴我终生，珍藏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