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顾大玉上学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新书新本新铅笔盒，一切都是新的。上学，作为人生的体验，应该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留在她的记忆之中。
第一次上学，是件永生难忘的事情。
就我自己来说，许多情景至今仍清晰如昨：
我使用的第一个花书包，是母亲买了二尺红底白花的花布为我缝制的；第一个铅笔盒，上面有“木兰从军”的图案，是姐姐送的；第一块石板，是我到文具店自己挑的……那些很一般的东西，在我却庄严而神圣得无与伦比。
我所就读的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是一所很老的学校，老舍先生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学校的东边是女二中，南边是二十一中（我的丈夫是那里的毕业生），北边就是著名的国子监。方家胡同小学的教学是相当严格、相当不错的。我们家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让我去读，大概就是看中了它的古老和严格。
记得还没有开学，我们家的老七就怪声怪气地对我说，哈，您要上学啦，要上学啦……
他的意思很明白，进了学校就是马上了笼头，牛上了轭，就要老老实实受管制了，再不能水下房上，再不能天马行空。后来我也明白，进了学校，就要负起一份责任，挑起一副担子，就要认真在人生的道路上迈步走了。
第一天上学，是母亲送的我。母亲领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在幽长的胡同里，我不明白为什么第一天上学还要人送，但母亲坚持要送。母亲的手在学校的门口将我松开，我在母亲的目光里向教室走去，记得当时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母亲，母亲站在早晨的阳光里，穿着旗袍，她向我挥手，鼓励我自己走进去……
很美好，很有意境的画面，成了永恒的一瞬，深深地嵌在脑海里。
今天，我的孩子也成了一年级小学生，我也拉着她的手向学校走去，我把这个时刻看得很重要，基于自己的经验，我穿戴得比较齐整，为的是将来孩子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她的母亲是一个很清晰很美好的形象。
顾大玉走在我的旁边，嘴里啃着一根大油条，啃得热烈而认真，满嘴满手都是油。本来她在家里已经吃过早点，走过小吃摊还雁过拔毛地要，我就只好买，她就一边吃一边走，很不雅观。我问她文具都带齐了没有，她说带齐了。我把她的裤子往上提了提，这孩子动手能力很差，都七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不会系鞋带，还要穿松紧带的裤子，小孩子，没有胯，裤子就老往下掉。我嘱咐她，上课的时候要专心听讲，下课要记着上厕所……
顾大玉说她现在就想上厕所。
我说，你在家不是尿过了？
她说，尿过了还想尿。
于是就找厕所，越找她越急，急得直跺脚，好像一泡尿立马就要装到裤子里了。我比她还急，身上已经出了汗，我说你憋到学校好不好，学校里肯定有厕所。她想了想说，行，就接着吃她的油条。走了不远，正好路边有个厕所，我让她去，她说她又不想去了。
我不知道她肚里那泡等不及的尿，这会儿工夫都化到哪儿去了。
有些窝火。
到了学校门口，也就是说到了我对上学记忆最初始的那一刻，我看了看身边的孩子，心里很有些庄严肃穆，想对她说点儿什么。但看着她那油嘴油手，看着那根本吃不下去的大油条，我却觉得哪里不大对头，找不到当年我和母亲的那种氛围和感觉。
有人送的，没人送的小学生们纷纷走进了学校，我蹲下来，正了正孩子的书包，又提了提她的裤子，不敢再说上厕所的话。我从顾大玉手里拿过那半根油条，她心里正巴不得与油条分离，很爽快地推给了我。我刚要说手绢在兜里，她的一双油手已经理所当然地在衣服上抹开了，那是昨天才从商店买回来的新衣服，看来她对这套衣服并不怎么在意。
将顾大玉推入校门，她混入学生当中，再没有回头看看一直站在大门口的我。
一刹那，我竟有些茫然。
这也是一种上学。
回到家里我才知道，所谓文具“都带齐了”的顾大玉，她的那个崭新的有铁臂阿童木图画的双层塑料铅笔盒，很冷落地躺在桌底下。我掏出，打开，发现里面的橡皮被切成了小碎丁，所有的铅笔都秃了头……
开学了。我不知道没有笔的新学生在课堂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但我相信，在顾大玉的记忆中，永远无法寻找我初上学时的那种清新，那种舒朗，那种欢快中的淡淡哀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感情好像越变越粗糙。
顾大玉的爷爷从太原来了，老爷子已经退休，来和我们一起住。这是位开朗、乐观的河北老人，今年他已经九十四岁了。九十四岁的老人身体硬朗，头脑清晰，爱认死理儿，在我们家里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换煤气，买粮食，一应采办都是老爷子的事情，老会计出身的他，是一流的管家。他那一手算盘，噼里啪啦，打得流水一般，荣获过太原市算盘比赛第一名，无人能比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这样的老爷子替我理财，我乐得清闲。
八十年代，一老一小在西安相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就如胶似漆，难离难分了。
顾大玉放学，一进楼道就开始喊爷爷，一层层喊上去，一直喊到五楼。这时，老爷子早已经打开门在等着了。孙女进家门，从迈进门槛的一刹那起，就开始一件一件扔东西，在大门口卸下书包，在走廊丢下帽子手套，在房门口扒下大衣，等进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已经是个利利落落的小人儿了。那些衣物老爷子会跟在她的后面一件一件拾起，仆人般地任劳任怨。我不止一次说过，这样不行，但他们俩谁也不听我的。放了学的顾大玉并不做功课，她的第一件事是要骑在老爷子腿上，让老爷子一下一下地颠，美其名曰：骑大马。骑一回大马要颠一百下，要是骑手余兴未尽，还要再找补几十。这样的大马一天要骑三四回，一直骑到顾大玉小学毕业。
有一次，我看见老的和小的在他们的房间里，小的屁股上夹了把扫炕笤帚，在一下一下地蹿，老的举着两个胳膊，跟在她后头满屋转。会儿，小的回过头捏着鼻子叫老的“阿童木”，老的竟然也嗲声嗲气地答应“哎！”老的反过来又叫小的叫“小白兔”，那兔子也“哎！”让人忍俊不禁。看老爷子这情景，真比那“含饴弄孙”的境界更进了一大步，他都变成“阿童木”了，变成机器人了，已经不是爷爷了。
老爷子疼孙女的心太切，将爱付出得太多太多。也正因如此，后来与渐渐长大的顾大玉才变成了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竟达到了彼此不说话的地步。气得老爷子一天能作十三首诗攻击孙女。
爱之愈切，恨之愈甚，这话一点儿不假。
要说真正的“八旗子弟”，我认为应该算是以顾大玉为首的这帮独生子女，所谓的锦衣玉食，所谓的衣来伸手，所谓的不知疾苦，所谓的胸无大志，对他们一套一个准。
我们家有一盒《三娘教子》的磁带，不是京剧的《三娘教子》，是我们家独有的《三娘教子》——一盒我在教训顾大玉时无意间录制下来的磁带。本来我用收录机正在录制张明敏的歌，突然想起顾大玉开学已有一周，却从来没见她写过作业，我拿出她的语文书，翻开第一页，指着那个大大的拼音字母a让她读，她不认识，问她后面的o、e、i、u、U也都读不出，我火了，说：你上课都干吗去了？
顾大玉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在问我，是啊，我干吗去了？
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关了收音机（就忘了关录音机），开始了给顾大玉补课，这一补我才知道，顾大玉不但不认识字母，也不知道四声，一个最简单的a的四声，让她来发，竟如哑巴一样，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啊……啊……啊……”教了七八遍四声还是不会，我一拍桌子吼道：你他妈的是不是中国人？
顾大玉嘤嘤地哭了，她说，中国话我会说，中国的四声我不会说。
我说，不会说也得说，跟着我念！念错一个我打一下手板子。
接下来是顾大玉带着哭腔的，战战兢兢的发声，自然是错的多，对的少，啪啪的手巴掌声相间其中，一会儿我说，不行，打你，我的手也疼。
大玉说，您用尺子。
我说，你那把塑料尺子打折了，还得我花钱买。
顾大玉说，它已经折了。
我说，你这个e的发音怎么老“饿、饿”的？
顾大玉说，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我说，你的那个破老师准是陕西人，老是把“我”说成“饿”，跟你们校长说说，把你的陕西老师换了，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顾大玉说，我们老师是山东人。
我说，山东人也一样，好不到哪儿去。
顾大玉说，您妈妈也是山东人。
我说，我妈妈那是你姥姥，现在不许扯你姥姥，我们叶家，人人都会发e，就你们姓顾的不会。
顾大玉说，对，我爷爷也不会发e，他管e叫ne。我一边训一边教，到最后就光剩下了训，没有了教。顾大玉已经忘了哭了，也积极参与，不断地接话茬儿，不住地添油加醋，临近尾声时，我不但训出了吹泡的蛤蟆、豁嘴儿的兔子，还捎带上了她的爸爸，捎带上了河北、山东、陕西的父老乡亲，一切都是现场制作，即兴发挥，十分的淋漓尽致。我那时还没有搞文学创作，事后一听，这不打底稿的一气呵成，用文字表达出来，竟是一段相当精彩的相声。
训斥的结束是一阵铁锅的乱响，接着是我惊慌失措的声音：
净他妈训你，我火上的一锅红烧肉都冒了大黑烟啦！
有一年，我的姐姐来西安小住，她在帮我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盘磁带，一听，乐得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她说这整个是一出现代的《三娘教子》，编都编不出来。现在的任何小品、相声都比不上我和顾大玉的这段表演，她建议我把这盘磁带给侯家侯耀文、侯耀华那哥俩寄去，作为素材奉献给中国的曲艺事业。
我说这不行，这涉及到个人隐私。
顾大玉也说，这不行。
有朋友上我们家来，点着名要听《三娘教子》，说比流行歌曲好听。也有不知道我们家有这盘磁带的，来串门，闲聊的时候顾大玉就会主动向人家推荐。初时我还没觉得什么，时间长了，我就觉得顾大玉有点儿那个，再怎么说这也是揭她疮疤的东西，她怎会不怕羞呢？古语说，知耻近乎勇，这孩子怎不知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