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中暑了。
卡车下面有人大声呵斥，让我下车，那声音在我听来竟是来自天边般的遥远。头晕、无力，半个身子是麻的，没有任何知觉，脑子似乎已经不会思维。
抬头望，南面有峻美的山，山形如国画般的奇特，恍惚间使我想起了搞美术的父亲，想起了徐悲鸿给我四哥画的那些大树……眼前的山，想象的树，给了我一丝清新，我艰难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有谁说那是华山。
我没想到华山这么雄伟。
“下来卸车！你难道还要让我干吗？”下面又在催促了。
我不知如何从那高高的车顶溜下去，但我已经看见有人先我而下了车，我从北京带来的用波斯毯子换的被子已经被人扔了下去，摔在一堆肮脏的垃圾上。我试着抬了抬腿，不行，右侧的腿已经不属于我，右边的胳膊也明显地抬不起来，我用手掐了一下，没有痛感，这时要是谁给我做截肢手术可能连麻药也是多余的。我害怕了，我感到眼下这种身体状况绝不是一般的中暑，也绝不能用一般的“压麻了”可以了断。我多半是得了中风，得了半身不遂。
“青面兽”在砰砰地敲击着车帮，他是农场负责管理我们的领导，一个敦实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的青脸汉子。看见他，不由得让人想起《水浒传》里的“青面兽”杨志来，杨志押送生辰纲上路的那股硬劲、狠劲，跟他押送着我们和给农场拉的必要生活物资，从西安到这里大同小异。看得出，自从他从我们单位革命领导小组接收了我以后，就一直对我抱有明显的敌意，来改造的“牛鬼蛇神”里面只有我一个女的，这就难免在众人中不显眼。年轻轻的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足见“中毒”之深，可见是个要随时给予高度革命警惕的，不可掉以轻心的人物。所以，漫长的来路，我就一直在卡车顶上晒着、颠着，驾驶室里空着，“青面兽”也没发话让我坐进去……
没有再赖在车上的理由了，一狠心，我向车下滚去。我的身体重重地掉在地上，将地上的暄土砸得腾起多高。“青面兽”退后了几步，用手扇着，他奇怪我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下车。
我则在庆幸我骨骼的坚硬，它们没有因为这一摔而折断。
几个大麻包紧跟着我而滚下，“青面兽”责令我将它们搬到厨房去。
麻包饱满而生硬，散发着花椒的香气，我就是躺在它们上面从西安来到三门峡库区的。我拽了一下麻包，麻包纹丝不动，连站也站不稳的我，实在想不出该怎样挪动这些近二百斤重的庞然大物。有个穿白衬衣的人过来了，一声不响地帮我把这些沉甸甸的家伙们拉进厨房，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厨房里的炊事员正在嘟囔，说事先也不通知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让他没法招架，光是馍就得三笼，而他现在连面也没有发，如何蒸得出来。见我拖着麻包进来，他如同见了救星，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厨。
我看了看身后的“青面兽”，等待他的指示。
“青面兽”青着脸对炊事员说：“李瘪，你要有阶级斗争观念呢，你以为她是谁？她是用诗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被叫做李瘪的炊事员不说话了，眨着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看着我，我相信看别人他绝不敢这样的肆无忌惮，但是，看我他敢。因为，“青面兽”已经明确地说了，我是“反革命”。
对反革命有什么敢和不敢呢？
李瘪让我把刚拉进来的麻包挪到墙角去，他说：“你把它们搁到我的脑袋头里是想麻死我？我死了谁给你们这些反革命做饭？”
我赶紧又把麻包往墙角拉，当然拉不动，最后还是李瘪帮我拽过去了。
由此，我想到我的麻木，大概是在花椒上歪了一路的缘故，可能不是中风。
我从垃圾堆里拉出我的行李，来到分配给我住的屋。这是一间干打垒式的9平方米土屋，窗户没有窗棂，用塑料布蒙着；门没有门扇，用一块床板顶着。同屋已经住进了一个女性，是个拖拉机手。她跟我不同，她是光荣的农垦战士，我是劳动改造对象，虽然同住一屋，却是有天壤之别。
我不知道拖拉机手姓甚名谁，鉴于自己的身份更不便于主动搭话，就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拖拉机手也不理我，很显然她对我的到来持不欢迎态度。事后我才知道，因为安排了我和她住一个屋，她已经找“青面兽”交涉过了，她说她不能和阶级敌人睡在一起，毛主席都说了，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我成天睡在她身边，她怕什么时候我会把她暗害了。
“青面兽”说：“真要那样就给你算烈士。”
拖拉机手想了又想，还没搞清楚划算不划算的时候我就住进来了。
安顿好了行李，我就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想心事，想我离开北京以后的情景，越想心里越发堵。
进单位以后人人都要填写一份表格，我如实地填了，自然对组织十二分的忠诚老实，尤其社会关系一栏，更是体现了我对新单位的绝对信赖，不惟有军统和三青团以及什么姑奶奶，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也进入其中了。家庭背景复杂，于是，我不入另册谁入另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磨难于我接踵而来。
从北京到西安的第二天，我就感到了我是异类的尴尬，与我同来的5名同学全部被派往某空军基地，说是去执行一项要紧的任务，惟独将我排除在外。我不知趣地问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朴斯水，为什么不让我去？
朴斯水说：“那里对政治条件要求极严，不是谁都能去的，你嘛，是绝对的不行。”
我问怎么不行？
朴斯水说：“叶广芩，我明确告诉你，你不符合进我们这个单位的条件，所以，你只能进大门，进到里面的通行证不能给你盖章。”
我说：“既然不符合条件，你就应该把我退回北京去，我也并不是多么喜欢这个地方。”
朴斯水说：“退回去，那不便宜了你？”
朴斯水不能“便宜”我，这感情极为鲜明的话语足以说明，在我刚到单位的第二天，在这位朴大人的眼里，我已经上了另册，属于另一个阶级阵营的人了。其实，那些同学到那个基地去，不过是在招待所里给做好的主席像章涂漆，朴斯水有意搞得这么神秘，大概也是他的一种斗争策略吧。“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随时要对人分类的“阶级斗争专家”，他们的脑海里永远捕捉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时刻寻找着“斗争的对象”，他们不能没有对立面，他们无时无刻都得呈跟谁“过不去”的状态，什么时候大家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天，他们便觉得这一天对他们是白活了。惟恐天下不乱，惟恐对方的阵营后备成员匮乏。这就是他们“革命”的惟一目的。我总认为，是那个特定的环境激发了有些人阴暗的心理，当然，大部分人是盲目无意识的跟随。有些人则不然，那是一种卑鄙、歹毒心理的大暴露、大展现、大表演。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土壤，是最理想的、最美好的进步机会。应该说他们的本质就是晦暗的、邪恶的。
朴斯水就属于后一种人。
其实，人本来就是大同小异，谁也不比谁坏多少，谁也不比谁好多少，何苦要把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往往善良的人、清纯的人是最不善于自卫的，要伤害这样的人，对朴斯水这样的人来说，易如反掌。
以后我遇到的人里，这样的人还真不多。
我对此君持不能理解的态度，后来，他全身长了一种流黄水的疮，高挽着裤腿。他灰溜溜地被调离单位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送行者，因为他太不得人心了。我过去想跟他说些什么，或是希望他能跟我说些什么，但是，当我走到他面前，看到他那双阴骘、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睛，我便明白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在做人的基准上，我们存在着太大的距离。
那是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年代，我的处境很快被有些人误解，也很快被有些人心领神会，于是，风起青萍之末，我无意间念的一首诗被同寝室的某位从北京一块儿来的同学上纲上线，报告给了以朴斯水为首的革命领导小组，革命小组当下就将我揪了出来。这位一块儿从北京来的同行者从背后捅来的这一刀，将我彻底刺伤，使得我才到单位没几天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反革命”。这一切自然和我的出身、我的家庭必然地联系起来，连我在北京的命已垂危的母亲也受到株连，她被大字报诬蔑为：狗母亲！
我没有为母亲挣来钱，却挣来了谩骂。
在批斗会上，我说：“你们打我、骂我、讨伐我都可以，但你们不能污辱我的母亲！”
我的话被一阵猛烈的口号声压了下去。
后来，虽然他们不再提“狗母亲”这样的话，但我的出身已经明确成了我犯罪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跋前至后，动辄得咎，多少莫须有的罪名在企图“变天”的前提下不容你辩解地全部成立。最强有力的总是最有理的，一切都是强大的说了算，对于我的任何诽谤也都是允许的，因为，我已经属于“异类”。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那痛直痛到人的心底，让你连吭也吭不出来。同室者厉色疾言，终日汹汹，令人刻无宁晷，更有临之以威，恫吓以刑的所谓交代问题的轮番战役；有连篇累牍、杀气腾腾的大字报的大轰大嗡；有循名责实、疾风暴雨的批斗会的推波助澜。平心而论，在当时，不满20岁的我能够持重地没有乱了方寸，实在是十分的不容易了，我谁也不敢相信，谁也不敢倚靠，往往是前来关心你的人，就是第二天在批斗会上最能拿出新鲜货色，最能博得喝彩的人，那时候常常让我想及的是荀子的《礼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性恶说在当时的确得到了我深深的共鸣。我认为，荀子不愧是荀子，他对人性的精辟总结，在我的处境中得到了印证。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原谅朴斯水和那个背后捅刀的同学，他们实在也没有从我身上捞取到任何好处，反而失去了更多。对他们我不想多加谈论，人应该学会宽容，宽容也是一种强大。
也有微微的暖风吹来。
对我的斗争正在如火如荼时，我的妹妹由陕北来看我了。她对我的处境全然不知，她怀着一腔即将与亲人相聚的喜悦，奔我而来。
那天正要对我进行升级的斗争会，妹妹上午到达，我上午8点半要被提上台去，接受批斗。其时的尴尬与难堪，那欣喜与苦涩相缠的情感，委实用语言是难说清的。同事中有个叫张秀兰的大姐，她向革命领导小组直言提出将批斗会推迟两天，以让我们姐妹俩有个相对平静的见面机会。大概持此意见的不止她一个人，据说响应者甚众，人们对这种捕风捉影，循名责实的批斗会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那次，朴斯水破天荒地开了恩，特给我放假半日。
妹妹来了，我去火车站接她。站台上，我们相遇了，她向我跑过来，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姐。”
我的眼泪差一点儿就流下来了。
我想起了不久前她举着烧饼追火车的情景，想起了生死未知的母亲，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真是五内如焚，肝肠寸断。
我装作很轻松很高兴地把她拥在怀里，让她一定要多住几天，好好看看长安这座有十一个王朝在此建都的古城，我会好好陪着她逛一逛。她的脸兴奋得通红，不住地点着头。看着她的幸福神情，我的脸也在笑。真是跟戏词上说的一样“将万种愁绪都付于芳心一寸”了呀！
那种心与形的分裂，我至今想来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前不久，有个朋友问我：“叶广芩，要给你30年的时间，让你倒回去重新活，你干不干？”
我坚定地回答：“不！”
往事不堪回首，蹉跎的日月，谁还愿意重走一遍？我情愿不要那重活的30年。
妹妹住了一天就要走，从陕北到西安，近千里路，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她来一趟，仅步行来回就要走一百多里路，花的代价可想而知；但她只待一天就走了，聪明的她嗅出了我周围政治气氛的紧张，窥出了她存在于此给我带来的麻烦。
她执意要走。
我将她送上火车，给了她5元钱，10个馒头。这10个馒头她一直要吃到延长县刘家河后段家河生产队。
她一脚踏着车门，一脚踏着站台却迟迟不愿上车，末了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姐，你要好好儿的。”
我临离开北京时母亲给我的嘱咐也是“要好好儿的”……
“好好儿的”，怕是由不得我呀！我向她点点头，那头点得太勉强，让人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
走了，我的心也空了。
辛酸的短暂相聚，只给双方的心里增加了沉重。
接下来，我就被贬到了农场。
我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下来的。
跟我一块儿下来的还有几个，都是“牛鬼蛇神”。
住在我左边的是个叫浏阳河的“反动”诗人，他在单位的斗争会比我开得热闹，因为他的不低头认罪，他的会便很有看头。他的罪名也是因为写诗，据说影射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的恶毒，十分的阴险。他的诗被抄在大字报专栏上，还配以讽刺他的彩色漫画，可谓图文并茂，这使得他的专栏和他的批斗会一样地有看头。我至今还记得批判栏上他写的那首《青门引》，再过“西大”所见——
风驱黄叶游，
飘飘洒洒东西流。
生物园里草幽幽，
自生自灭一年一寒秋。
北门沉沉挂铁锁，
三呼无应酬。
寂寥石子路上，
鸡皮鹤发几教授。
这样的诗词在那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未免颓废消沉，未免与时代格格不入，未免不是向无产阶级进攻，批他是应该的。后来，浏阳河当了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的局长，我也当了报社的记者，我们俩在延安见面谈及“文革”时的情景，都颇有感触。他说大字报专栏将他的诗作登出，从此，他的声名大振，那是他处女作的发表，很有影响、很有声势的发表，有这样的发表机会很难得，也很幸运，当然也很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