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故事无五等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如其亲。新礼王公五等诸侯成国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亲绝期，而旁亲为之服斩衰，卿校位从大夫者皆绝緦。挚虞以为：“古者诸侯君临其国，臣诸父兄，今之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则其尊未全，不宜便从绝期之制，而令傍亲服斩衰之重也。诸侯既然，则公孤之爵亦宜如旧。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汉朝依古为制，事与古异，皆不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晋采以著令，宜定新礼皆如旧。”诏从之。《丧服》无弟子为师服之制，新礼弟子为师齐衰三月。挚虞以为：“自古无师服之制，故仲尼之丧，门人疑于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遂心丧三年。此则怀三年之哀，而无齐衰之制也。群居，入则绖，出则否，所谓吊服加麻也。先圣为礼，必易从而可传。师徒义诚重，而服制不著，历代相袭，不以为缺。且寻师者以弥高为得，故屡迁而不嫌；修业者以日新为益，故舍旧而不疑。仲尼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贡云，‘夫何常师之有’。浅学之师，暂学之师，不可皆为之服。义有轻重，服有废兴，则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争，爱恶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礼无服如旧。”诏从之。
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
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填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文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系于木，裹以苇席，置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礼，礼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即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之。
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
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
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烦黩无准，非礼意也。及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丧，既葬，当依旧摄职，固陈不起，于是始制大臣得终丧三年。然元康中，陈准、傅咸之徒，犹以权夺，不得终礼，自兹已往，以为成比也。
太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言疾求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