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注意到，统帅部的两个组织——卡梅伦的CF和沃林格的WL——“不仅实际上相互之间存在无意识竞争，与陆军部[卡明]和我们的法国及比利时盟友控制的平行组织之间也存在竞争”。更要命的是，情报系统内部的竞争不健康，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导致“公开指责，收买别的情报组织的特工，重复报告和盟军各情报系统特工之间的通敌”，以至于“情报到达各指挥部的方式不仅混乱，有时还不可靠甚至很危险”。重复报告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可能有“明显证据证实消息确实出于同一来源”，因为消息显然接收自“不同的、互不相关的来源地”。[55]
陆军部接管卡明的全部或部分组织的连续努力，反映了使这种状况系统化的尝试。卡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因为卡梅伦和沃林格的组织一开始取得的成功超过了他自己的组织。“在1915年夏季，”麦克多诺写道，“统帅部的火车监视系统弹奏出完美的高音，而陆军部情报系统[卡明的组织，尽管我们在此见到麦克多诺声称他对它有控制权]由于与荷兰警察产生困难，却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情报。”1915年7月22日（卡明日记中的陆军部和外交部代表大会记录），卡明“对分别控制、多重组织和将整个荷兰情报系统移交给统帅部提出抗议”。但这显然只是对他所汇报的陆军一方的请求。几个月后，由于受到军方的再次妨碍，卡明就此向亚瑟·尼科尔森爵士投诉时提到，他在荷兰“创建了一个值得称赞的组织，在几个竞争对手中，惟有该组织躲过了被捕和猛烈批评”。“这一组织的陆军支部”已经移交给海牙的陆军武官奥本海姆少校，他已经“将我的特工搜集的情报按他自己搜集的上报”。奥本海姆“因为在现场”，已经“逐渐吸纳了我最优秀的手下来为他工作，只给我留下一些较差的人”。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人提议，奥本海姆本人也应接受福克斯通的卡梅伦的领导：“实际上，我最有价值的一个情报组即将从我的管理之下被人夺走，移交给我以前的下属[卡梅伦]——他本人也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从我这里被夺走的。而我的情报局”，卡明心酸地说，“竟然还要继续为他们提供资金！”卡明准备默认新的安排，这只是因为他在荷兰的工作已经“被其他竞争对手的干预完全破坏了”，但他声称，“在其他国家”他现在也面临“同样的侵袭”。他担心如果“缺乏适当控制”，这将“造成麻烦甚至瓦解组织”。[56]
在外交部支持下，卡明成功抵制了军方更大的掠夺野心。从战时优先考虑，外交部不管荷兰政府的态度问题，放松了对外交人员充分参与情报搜集的禁令，允许奥本海姆作为“信息中心”，对廷斯利组织获取的军事情报进行“筛选”，然后再发给伦敦的卡明。这一安排的效果越来越好，提高了来自低地国家情报的质量和可靠性。1915年11月，麦克多诺为相互竞争的情报组织建立了一个“区域”系统，给予卡明在布鲁塞尔以东地区广泛的自由活动空间，而统帅部的两个组织则被限制在该国西部的一部分地区。但正如德雷克所注意到的，这样一种人为的安排“基本上行不通”，而且可能限制情报网搜集有价值情报的能力。竞争性情报网络导致的重叠和线路交叉不可避免，也对人员招募造成困难。灾难在1916年降临，这一年德国人逮捕了大量英国特工，“结果使我们的火车监视情报活动（包括统帅部和陆军部组织的）几乎不复存在”。[57]
5月，廷斯利在荷兰报纸上被披露为“英国特工”。柯克认为，随后驱逐他的努力是迫于德国人的压力，不过这并未成功。实际上，荷兰人清楚地知道盟军和敌人的情报组织都在他们的国土上活动。沃尔特·柯克的日记也清楚表明，为保证他们的存在可以继续被容忍，英国支付的价码是与荷兰当局共享情报。6月，当德国人占领大东铁路公司的“布鲁塞尔”号轮船（该船经营从荷兰湾到蒂尔伯里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航运）时，奥本海姆转交卡明的廷斯利组织的情报被德国人截获。随之而来的是四十多个监视网组成的廷斯利火车监视网络的瓦解，以及他“几乎所有”特工的被捕。他在马斯特里赫特的一位名叫弗兰奇格劳的人的组织显然过分集中。他固执地通过一条单线（穿越比利时边界的一列有轨电车）传递情报，而且允许他的特工知道彼此的身份。因此，德国人在截获一批情报之后，能够破获大部分网络。1916年12月16日在哈瑟尔特处决了一个11人小组。但是，早在8月，廷斯利组织的情报流通就已经枯竭，柯克没有见到任何恢复的迹象。[58]
接下来6个月的情况明显好转，亨利·兰多上尉随后获得任命，领导廷斯利组织的陆军小组。战争开始时兰多才22岁。他出生于南非的白人家庭，母亲是南非白人，父亲是英国人。他在南非和英国的公学（达维奇中学）读书，非常聪明能干。他以自然科学各科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能讲流利的荷兰语、法语和德语——他在1914年8月随同一个志愿医疗单位去法国，后来得到在皇家炮兵任职的委任。当他因麻疹在伦敦休假时，一位女熟人把他推荐给秘密情报局。他在1916年6月8日接受面试（据卡明日记）。兰多在1934年的回忆录中说，卡明告诉他，“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还说他将“加入鹿特丹的T部”，重建火车监视情报活动，并“对陆军组负全责”。他奉命立即出发，“当晚8点30分，我已经在去哈里奇的路上”[59]。档案讲述的故事稍有不同。在面试一周之后，兰多给布朗宁上校写信，说他的炮兵部队要派他回法国，并问“军情一处（c）”是否仍然要他。“实际上，如果你愿意尽全力帮我，我将非常感激，”他写道，“我已经告诉你我是多么热衷这一工作。”三天之后，在和廷斯利商议之后，布朗宁答复道，“我们鹿特丹的人已经叫我们让你接受一个月的考验”。在经过更多的行政拖延和可能与卡明的进一步会谈之后，兰多才在1916年7月的某一天动身前往鹿特丹。
不管对兰多任命的确切情况如何，他一到鹿特丹就表明，他原来真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才能。一份战后评估报告记载，他曾“在战争期间受雇为T[廷斯利]的二把手，无疑是该组织的灵魂人物”，然后补充说他“外表是外国人”，能够“融入社会各阶层，但由于他行事方式鬼鬼祟祟，有些人不喜欢他”。在战争期间，这似乎并不构成障碍。实际上，在兰多努力重建廷斯利组织时，一定程度的诡秘或许有所帮助。在1916年秋季和冬季，他能够修复一些损失，以至于在1917年2月，陆军部军情三处负责人埃德加·考克斯上校（负责分析所有德国军事情报）告诉陆军情报局局长，“过去4个月通过‘C’收到的情报非常宝贵”。他说，尽管比较比利时不同系统送来的情报的价值“是不可比的，因为他们负责不同区域”，但“一定量的情报只有通过‘C’才能得到”。而且，“如果没有‘C’的证实，卡梅伦少校的火车监视报告将是不完整的”。此外，关于“呈送报告的形式，‘C’的组织毫无疑问也更高级，具有海牙陆军武官（奥本海姆）编辑和控制的专家知识优点”。[60]
“白衣夫人”及其他
卡梅伦组织的弱点使兰多在1917年夏得到一笔财富，当时（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样）“一个化名为圣·兰伯特的比利时使者”主动来提供情报，说“一大批爱国者……渴望在被占领土地上组建间谍组织”。实际上，“间谍组织”已经存在。总部设在列日、由两个电力工程师沃特尔·迪尤厄和赫尔曼·肖万领导的情报网络（被称为“白衣夫人”——一个神秘的女人，据信她的出现预示着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的覆灭）一直在为卡梅伦的组织提供情报。但他们因为卡梅伦的一个特工下达的“矛盾”命令而无所适从，在一个安全缺口将一些成员暴露给德国人后，他们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在向兰多提供情报时，他们惟一的条件是他们会被“承认为盟军战士”，这是男女平民参与活动的根本要求。他们不愿做“低级间谍”。实际上，该组织领导人禁止使用“谍报活动”或“间谍”这样的字眼，喜欢使用“特工”或“战士”来暗示情报搜集工作者的军事作用。正如肖万所宣称的：“对新招募人员来说，战士身份无疑证明了要求他们所做的工作的价值”，代表着战后对他们所提供服务的正式承认的前景。重要的是，这也会让他们“被一心向往的前线勇敢士兵看做是部队里的兄弟”。[61]
德占比利时的火车监视者指南
在战争的后15个月，该组织发展到八百多人，大部分成员是妇女。所有成员都举行了军事效忠宣誓。战后，他们最终被正式承认为英国观察军，一个“隶属于法国英国陆军的志愿者情报组织”。到1918年9月，大约有八十个火车观察哨，“外加大量‘游动哨’”，报告任何在其附近地区的德国部队。该情报网覆盖大部分比利时被占领地区，远达越过法国边境的伊尔松和梅济耶尔（都是重要的铁路中心）。“白衣夫人”按照陆军战斗部队编成三个“营”。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第三营的塔米·普罗克特的一份分析报告让我们对参与该组织的各类人员有一个大致了解。该营190名成员中，三分之一是妇女，该分队由一位四十多岁的未婚女教师劳丽·坦德尔领导。成员年龄从16岁到81岁不等，但绝大多数在20岁到42岁之间。鉴于妇女成员的60%是单身（寡妇为7%），普罗克特得出如下结论：在组织里，“独立的、年龄较大的妇女比年轻的妇女更愿意作为正式战士而工作”。
坦德尔分队包括了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员：男子有体力劳动者、公务员、工程师和铁路工人；妇女有教师、店员和大量“无业人员”。一份英国奖励名单包括44位牧师、1位修女和1位女牧师的名字。志愿者按职业和家庭集中，后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一个五十五岁左右的布鲁塞尔寡妇安娜·克斯勒在1914年的战斗中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她带着四个女儿加入了组织，她的女儿们分别充当通讯员、誊写员和“信箱”，保存报告以作中转。有三个名叫魏默斯克西的未婚姊妹，在列日经营一家天主教书店，提供了另一个可靠的信箱。尽管“白衣夫人”的安全性明显很好，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伤亡。来自比利时东南地区坦蒂尼的两兄弟，安东尼和路易斯·柯拉德被捕时身上带着情报，后来被处决了。他们的父亲和两个妹妹也加入了“白衣夫人”，两姊妹之一随后也被德国人投入监狱，战争结束不久即死于在监狱中染上的疾病。[62]
在西线战壕阵地连成一线之前的早期日子里，将情报送出被占领地区相对比较容易。直到1916年德国人加强安全措施并沿边境线建起一道高压电网防线时，比利时——荷兰边境仍然能够渗透。他们雇用老练的走私者，研发出各种设备来穿越这道防线，包括橡胶手套、橡胶筒靴和绝缘爬梯。兰多提到了两种方法：雇用获准来往于鹿特丹和安特卫普之间的驳船船夫（虽然处于德国人严密监视之下）；利用在毗邻边境的田地里劳动的农民，他们可以“在哨兵没有站岗时将字条扔过高压铁丝网”（不过这比看上去要危险得多）。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兰多的目的是至少在被占领的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建立六条独立可用的通讯“渠道”。“一条线中断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五条，其他的还在陆续建立中。”“白衣夫人”最大成功之一是1917年秋在伊尔松进行的一次有效的铁路监视行动，对与德国阵地平行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线进行监控。在出生于伊尔松的一位列车员（法国牧师）的帮助下，兰多能够与居住在福尔米铁路边一位同意提供帮助的退休铁路员工建立联系。这真正是一家人的努力。“在这个不起眼的家庭中，”兰多写道，“每个人都在监视。”白天是这名男子14岁和13岁的女儿监视；晚上由他们夫妻接班。“列车运送货物按食品记载下来：豆子代表士兵，菊苣代表战马，咖啡代表大炮，等等。”情报被“藏在空心的厨房扫帚手柄里，静静地放置在房间的一角”。兰多认为，自1917年9月23日这一哨位开始起作用以来，“没有放过一趟军列”。有一位比利时助产士，她的工作使她得以在乡下周游。她的“特别使命”是“传递足以致命的间谍报告”。她将情报送过战线的常用手法是将情报“巧妙地包裹在紧身胸衣的鲸须骨周围”。[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