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所依托的“文化”
现代中国对“文学”的认定还与对“文化”的认定联系在一起。
“文化”一语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运用相当广泛的术语。在20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学浪潮，就被现行历史教科书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1世纪，现在中国文学界也到处都在谈论着文化的问题。现今，文化热、文化中国、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等概念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并不少见。因此，考究“文化”一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化”进入现代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结合最初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个“文化”的语言组合并不是一个词语、一个术语，而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动词性词语组合，是指中国从先秦儒家那里承继来的以传统规范思想来对人们进行教育感化、统一思想认识的教化作为。这来自《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化”是统治者所推行的“文治”，是与使用暴力压服被统治者的“武功”并行的另一种征服手段。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一语基本上是表达以文教化这种行为的动词性组合。
而从19世纪末西方哲学文化思潮引入中国以后，“文化”一语在新思潮的引进者和提倡者那里渐渐成为一个常用术语。刘禾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kunka，‘文化’的日语‘汉字’对等词被汉语借来，‘文化’的新的民族志含义才进入汉语之中。”鲁迅发表于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介绍并且希望在中国提倡“非物质”、“重个人”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尊个性而张精神”，主张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思想改造中国。鲁迅对于文化一语的运用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这使得文化成为现代中国表达对人类精神现象及其成果的一个主要术语。从此，它成为体现20世纪中国现代性实际进程的一个重要术语。
“五四”的文学革命被当时的领袖人物视为“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当时中国现代性思想对文化的一种诠释和理解。1934年，光明书局出版了张若英选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该书在“绪论”篇中收录了陈仲甫（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这篇文章。陈仲甫说：“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这篇文章表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在理解和建构20世纪初开始的新的文学时，主要是从文化的立场来把握的。陈独秀对于“文化”的解说是这样的：“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在这里，陈独秀认为文化主要是指“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等精神文化活动。而科学则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论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效用。”陈独秀对文化含义的解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从西方思潮中引进的观念。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的总序《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指出：“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和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蔡元培毫不讳言，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这个概念是从欧洲来的。为什么要从欧洲引入文化概念呢？陈独秀和蔡元培一样，认为欧洲的文化观念里面具有科学精神。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以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五四”精神是科学和民主精神，“五四”提倡的科学精神是自然科学精神。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要以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观念来认识中国的精神文化现象，就引进了欧洲的文化这个概念。从学理上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划分新文化与旧文化界限的尺度就是是否为科学的文化。
进步的，保守的与观念形态的
Culture这个欧洲的文化概念，最初指农作物的栽培、牲畜的喂养等，后来引申于指人类心灵的培育，从19世纪开始就把它扩展到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把文化等同于人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上取得的文明成果。在各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影响较大的是牛津大学的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提出的文化定义。他说：“文化或文明，按照它人种学的广泛含义来看，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人类各个社会中的文化状况，都能按照一般原则进行研究，是研究人类思想与行动规律的适当主题。”而且文化可以分为发展、进化的一些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以前历史的结果，并将在形成未来的历史中起到适当的作用”。英国学者汤普森说，泰勒的“这些设想把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探讨的对象；它们产生了我们可以描述为文化概念的科学化。而早先的文化的古典概念则主要有关通过学术与艺术作品培育人类才能的一种人文观念”。泰勒受当时欧洲流行的实证主义方法影响，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文化及其发展。在《新青年》1915年创刊号中，编者敬告青年，新文化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进步的而非退守的”等。我认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当时引入中国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泰勒的科学化的文化概念和方法。在他们看来，中国旧有文化不是科学的和进步的，因此非来一次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不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其中坚份子批判封建腐朽文化有不灭之功，但扫荡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做法受到一些批评和抵制。行严（章士钊）在《评文化运动》中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立场考察了文化概念。章士钊说：“文化二字。作何诂乎。此吾人第一欲知之事也。以愚所思。文化者非飘然而无倚。或泛应而俱当者也。盖不脱乎人地时之三要素。凡一民族。善守其历代相传之特性。适应与接之环境。曲迎时代之精神。各本其性情之所近。嗜好之所安。力能之所至。孜孜为之。大小精粗。俱得一体。而于典章文物。内学外艺。为其代表任务所树立布达者。悉呈一种欢乐雍容情文并茂之观。斯为文化。惟如斯也。言文化者。不得不冠以东洋西洋。或今与古之状物词。”章士钊等在新旧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断然反对新文化运动，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有违时代潮流之走向。而他从文化的民族特性出发，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处身的“人地时之三要素”体现的整体，“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者也”，因而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全盘否定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思考。现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的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威廉斯对文化概念在流变过程中各种含义做过深入研究，他所概括的文化的三种定义包含的意义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从这三种定义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所遵循的是第一种定义，他们把西方现代性文化作为中国这种后发国家所应当遵循和追求的理想文化来推崇，在中国进行革故鼎新的文化革命。而“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依然是采取着西学中威廉斯概括的文化的另外两种定义，把中国传统的“典章文物、内学外艺，为其代表任务所树立布达者”的文献，作为文化来固守。同时认为中国民众固有的生活状态，“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者也”，体现了文化的真谛。从这里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在吸收西方现代性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进程中，对于文化的整体认识，特别是对于文化的含义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在激进、革命的文化运动中往往追求理想的文化价值，而在相对保守和提倡稳定的文化思潮里则致力于发扬传统典章文献中的价值。从20世纪初开始，从激进的和保守的这两种立场来理解文化含义，产生的分歧层出不穷，进行着许多论争，这些论争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始终。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观念形态”是ideology在当时的中文译法，现在翻译为意识形态。毛泽东这个说法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的定义，而是把一切文化都看成对客观现实反映、特别是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对于文化的这种诠释，成为此后中国延安革命文学和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文学认识文化特性的指导思想。文学的文化性质就是其意识形态特性，这就要求文学成为一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特别是按照引领时代前进的党的指导思想来揭示生活本质，体现预见生活未来走向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从文化反思到文化研究
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重提文化问题，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作家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说：“我们的文学常常只包含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当然是小说应该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他”，“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所谓只包含社会学的内容，是说把文学只看成意识形态，就只是从社会学来观察和理解文学，这样就会失去文学当中更为重要的文化内容。阿城对文学中文化缺失的反思，并不限于没有从文化上来把握文学，而是认为“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文化的断裂带”，现在的文学中断了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郑万隆说：“如果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是则是文化背景，或日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既要使文学回归于文化的怀抱，又要追寻文学的文化之根，这就是文化寻根小说的主旨。他们要求文学要有深厚的文化开掘，特别是要着力于开凿脚底下的文化岩层，即发掘民间生活形态中的文化意蕴。李杭育认为，“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在清除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在民间沃土”。这是中国在重新思考和探索现代化道路时，文学对自身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反省。
这种反省的发生在文学上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世界上成功的影响。1982年，阿根廷作家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百年孤独》这部被称为用民族地域文化对人类现实处境作了深刻注解的小说即刻被介绍到中国，在文学界引发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大爆炸。在哲学上，新康德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在中国流传甚广。卡西尔提出“人是文化的动物”的文化哲学，把文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根基，重新开拓了文学的文化视野。在文学理论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弗莱的“文化原型批评理论”，都把文化人类学的许多观念引入文学之中。而中国美学家李泽厚提出的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结果外在化为工艺世界，内在化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心理积淀说等，在文学界影响也很大。正是这些强劲的文学、文化思潮影响了许多青年作家，使他们在文学界重新提出文化问题，形成文化寻根小说创作的风潮。卡西尔在《人论》中的结论部分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正是出于对文化的自我解放力量的信任，尽管对文化寻根小说的创作，评论界褒贬不一，而它所留下的影响却是深沉的。此后，即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观念，的确重新灌注于文学的生命之中。从文化寻根小说开始，文学界对文化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注重在作品中表达人的生存的文化意义；第二，注重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的固有特色；第三，关注幅员广阔的中国各个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文化自身具有的产业性质凸现出来，现代文化正在走向传媒化和市场化，在外来和本土的大众文化流行的趋势面前，文学在新一轮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流行文化热的压力面前，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原有文学阵营发生分化，一些文学作家投身于大众文化的制作，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开始进行大众文化的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日趋复杂化。这一新的状况应该在“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这个关键词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