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天地玄黄中开始，人类在宇宙洪荒中诞生，伴随着石头的敲打，依稀看见一位伟大的东方女性（毋宁说是女神）徘徊于波涛汹涌的东海之滨。终于有一天，她勇敢地擎起了一向玄鸟（燕子）的旗帜，率领着她的部族，向那远离大洪水的黄河上游艰难跋涉，她，就是秦人的老祖——女修。
寻根溯源，《史记·秦本纪》巾珍存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女修的祖先就是与天神共工争帝的高阳氏颛顼，而颛顼的祖父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也许是禀赋灭命，一同，女修正在纺织，见有玄鸟飞过，落下一枚卵来，她便好奇地将卵吞食了，结果，竟有感而受孕。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尽管作为母系，却从此成为人文初祖正统血脉的一支嫡传。
女修的儿子就是大业，而大业的儿子就是大费（一说皋陶），顶礼着玄鸟的图腾，蕃息起被大禹赐为“赢”的氏族。毕竟是天意难违，当大费追随着大禹，终于向对那无法征服的洪水猛兽而仰天长叹时，这支热恋着东方的龙的传人便被迫开始了富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西迁。赢氏毕竟是个深谙“物竞天择”的部族，随着部族西徙的步履渐渐深入广袤的内陆，竟涌现出了小少精通于车马者。如大费的玄孙费吕弃夏归商，为汤土驾起了讨伐暴桀的征銮；数百年后，他的后裔造父义为周穆王鞭策着八骏，一日千里两赴昆仑山上与王母相会于瑶池；而后，更有因“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周孝王牧马于“汧渭之间”（今陕西宝鸡一带）的非子，后来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成了周王的附庸，续祀起赢氏的香火（号日“秦赢”）。于是，秦人不仅有了名正言顺的始封之祖，同时也为日后持强东渐、建立王霸的宏伟大业奠定了基础。
随着秦人的根脉深植于“西垂”（今甘肃大水西南）的黄上高原之卜，随着秦襄公护驾平王东迁有功而荣登诸侯之列，历史的长河已流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由封建制的诸侯共主趋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早期大融合最为深广的时代，也是华夏的中心文化与周边的附庸文化彼此影响、极度扩充的时代，同时还是人类文明告别青铜余晖、迎接铁器曙光的时代。而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最直接、最有效的助推力实在莫过于列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周平王的东迁之日，正是维系诸侯间和平共存纽带的断绝之时，从此，儿是有野心的诸侯，都可以随心所欲，扩充地盘；儿是能够整军经武把国家军事化的，就容易得到胜利，反之则归于失败。经过这种杀伐征战，结果，剩下来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国家，而强大的国家也正是变革过的国家。（劳干《秦的统一与其覆亡》，载《占代巾国的历史与文化》）从鼎立于春秋五霸之问，到对峙于战国七雄之列，直至横扫六合，澄清玉宁，历史证明：
唯有秦围才是变革最彻底的国家，唯有秦围才是军同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唯有秦同才是最终能够担负起开创中同两千乡年封建王朝历史使命的同家。
秦的统一人业乃是伴随着卷十东进而完成的，与其先民的西迁相比，东进的历史意义似乎更为现实，更为重大。应该承认，正是开始的东进催产了秦国这个晚出的时代骄子，并进而取得了周天子的封地——岐山以两地区。
正是东进给秦人带来了崛起于西垂、扩展于周原（今陕西岐山、凤翔一带）、定居于关中、立朝于咸阳的历史机遇。也正是东进，使得穆公称霸、孝公称雄、秦王称帝的一幕幕英雄史剧此起彼伏，彪炳万代。所谓的“三代以上”“秦汉以下”，已俨然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界域的标志。“秦也者，古今之界也。白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白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四》），而这“秦之制”的缔造者，便是那在后人眼巾集暴君与英雄于一身的干占一帝秦始皇。
常言道：皇有皇猷，帝有帝德。推论史事，传说中的开灭辟地的功劳，白当首推盘古氏为第一帝王。而以创造华夏文明的业绩论，则三皇五帝真是皇猷远大，帝德无边，以至于夏、商、周三代的一个个有道明君难以敢望其项背，只得降号为王。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可谁曾想历史偏偏宠幸了一位本非嫡传的两秦小子，使他得以趋历史之大势，继六世之余烈，聚九州之版图，创君主之专制。不论这功德的铸造浸淬了多少酷烈残暴的腥风血雨，但那事业的成功毕竟拥立起一位震占烁今的英雄皇帝。于是我们便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形：
“‘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止囚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它能决定英雄的趋向。”（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秦始皇是公元前259年出生的，13岁时继嗣他的父亲序襄土为秦土。关于他的继嗣，原本有一段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庄襄王是秦昭襄王的太了孝文王的儿子，名叫子楚，但却不是举足轻重的长子，因此被派到赵国做了交换的“质子”（人质）。当秦赵失和、兵戎相见时，子楚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时有一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在赵国都城经商，见此情形，便做了件很了不得的政治投机买卖。随着秦昭襄王的老迈，孝文王的继位只是但夕之事，而孝义王最宠爱的华阳夫人，自然也是最有做王后希望的。不过华阳夫人无子，将来的太子是谁，就成了一个还不能确定的问题。吕不韦瞅准机会，一方面供给子楚生活费，另一方面游说华阳夫人收子楚为儿子，这样不仪有利于华阳夫人成为王后，而且可以使其拥有一个得力的党羽。结果，计划成功了。
依靠吕不韦的资助，子楚杠做质子时，娶了吕不韦的姬妾，生下一个儿子（更有一种说法是吕不韦留在姬妾肚里的孩子），取名叫赢政，这便是后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最直接最有效的历史助推力固然莫过于列国之间的军事行动，但秦朝统一中国，却实在绝非仝是武力的结果。
秦始皇的成功，在于他不仅能认识到还能顺应时势。“三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要称王称霸做皇帝，还必须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行动。
秦始皇终于做到了这样两点：一是对内建立一个有利于久安长治的政治体制；二是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秦的版图之内，那些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而指导他实施这“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乃是“法重于民”的法家倾向。所以，秦始皇在亲政之后，既没有追随“仲父”吕不韦的道家精神，也没有接受此前占优势的儒家政策，而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推崇法家治国的路。
随着政敌吕不韦、姬皇的被消灭，军国大权巩同在赢政一人手中；随着收回逐客令而坚持“任人唯贤”，智能之十纷纷来秦。“万世之功”的郑国渠强同了秦同立足于关中的经济基础，尉缭入秦带来了指挥秦军节节胜利的军事韬略，韩非、李斯的影响则坚定了秦始皇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措施。于是，便有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两来”（唐·李白《古风》之三）的势如破竹的兼并战争。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
短短十年之问，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汉·贾谊《过秦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当新的帝国建立伊始，头等大事自然是议定帝号与运命，秦始皇“既灭周家八百年，更扫三皇五帝如灰土”（清·袁枚《始皇陵咏》），功德无量。于是，他合并“皇”字与“帝”字而号称“皇帝”。又一反古礼，取消谥法，自称始皇帝，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无穷。按当时流行的五德相生相克之说，秦是代周而兴，周为火德，秦便属水德，色彩主黑，数宁尚六。其次，废封建，立郡县，法度划一，包括文宁、货币、驰道、度量衡等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再次，秦北筑长城，南收两越（东越、南越），一个“六合之内，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有人夏，人迹所至，莫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具有辽阔疆域的帝同也随之横空出世。第四，秦尽收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和钟、鐻，既可表明偃兵息武之心，又可免去人民反抗之虞，并且征兵戍守，大兴劳役，乃至东巡郡县、封禅纪功的举动也可以行之而有效了。
毕竟“千古之罪，未有一人成之者；千古之功，未有一人树之者”（蔡锷《秦始皇功罪论》）。
试就西起临洮，东达辽东，绵延万里的长城而言，其实并非秦始皇一朝所为。当时的诸侯国兀不各筑有长城防卫，而秦始皇只是将秦的1日长城与北边燕、赵两国的长城做了一个连贯起来的工作，若论耗时费力，本不比阿房宫、骊山陵的修建工程更为繁重。而传说的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的悲剧，也只不过是后代民问的附会演绎罢了。再说焚书之举，其实也不是秦始阜的独创，而是一个时代的倾向，这倾向源于力求统一人心而杜绝人各有心的法家思想，甲在《管子·法禁》与《韩非子·问辩》中已有焚书的主张，而秦始皇则是在李斯的鼓动下把它批准实施了。从被焚的多是“诗、书、百家语”等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籍来看，应该说此举企图实现的“政教合一”的日的，是顺应大一统的历史潮流的。
还有坑儒的残暴，透彻地看也不能完全与焚书之事因果并论。比较真实的情况是：做了皇帝好登仙，这或许正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习俗。秦女厶皇晚年对方士可谓宠信之罕，可是随着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干人入东海觅神仙的杳兀消息，以及黔驴技穷的候生、卢生两位方士的逃跑，惹得秦始阜大为恼怒，说诸生可能造妖言来煽惑百姓，便下令执拿问罪。于是，诸生互相揭发，最终把有嫌疑的460余人在咸阳活埋，致使诸生此后再不敢随便发表言论。这本是因为有人诽谤始皇帝而引发的惨剧，其本意也并非想要坑尽天下儒，固然方式方法的确残暴之极，然而试问哪一个皇帝又不曾残酷暴戾呢？其实，应该看到“焚书坑儒”之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白此之后，真的就实现了“悉召文学方术上甚众，欲以兴太平”（《汉书》卷30《艺文志》）的理想，六国儒牛络绎米朝，倾心奉献才智，正说明厂他们对大一统封建权力秩序的赞同，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王道乐土的拥护。
当儒牛们的立场由对现实的批判转变为对现实的歌颂，就表明了这个制度与国体的被肯定，就表明了往昔理想中的圣王，就在现实；往昔憧憬的象征着合理与正义的三皇五帝，就是今天的始皇帝。（参详臧知非《由“理想”到“现实”——秦汉之际儒生价值观的历史分析》，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89～301页）说到底，秦始阜毕竟是个封建帝土，他不能不循着虐民以白奉的路线前行，尽管他对政治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但又不能也不可能顾及实际情形的可行与否，以及实施手腕的软硬缓急之程度。应该说，秦始皇经世济国的政策韬略虽好，实行起来却过于激进、过于酷烈了，更何况他的“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修长城与戍边塞，该劳费多少民力、兵力？又该劳费多少粮饷供给？这且不论，三百里阿房、六国的宫殿、摩天的山陵，兀不穷极奢欲，加之为了“示疆威，服海内”的五次东巡，更是一次比一次盛大辉煌。这一切，简直到了国家不堪“积衰”、百姓不堪币负的程度。于是，这个独夫，在一天一天地满足着，也在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一天一天地灭亡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统一是势所必然的，但在那个时代，将它视为合理之举的人却是不多的。入国虽被夷灭，而那一班失去地位与权力的人，心上总是不服的，总是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之大多数民众的困于兀告而易于煽动，因此一有星火，则必成燎原之势。公元前209年，秦始皇暴死沙丘（今河北邢台）刚满一年，陈胜、吴广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揭竿而起，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以法毒大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苏轼《东坡志林》卷5《赵高李斯》），这正是千古一帝英雄加暴君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