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有四句七言诗放在第一出之前，这四句七言诗便是题目，题目与正戏演出无关，它是写在招子上，作广告用的，用于概述和介绍剧情大意。南戏在正戏开演之前，先由副末上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剧情大意，并同后台将出场的角色互相问答，以引出正戏，这第一出称作“副末开场”。一般念诵两首词，第一首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首叙述剧情。南戏除第一出副末开场外，其余每出结尾一般都有四句七言诗，叫下场诗，其可由一个角色独念，也可由几个角色合念或分念。剧本上凡需角色作某一物定的动作的地方，都注有“某某介”。南戏的演唱方式较自由，上场角色皆可唱，且可独唱、接唱或合唱，表演安排全视剧情需要而灵活决定。
南戏的角色通常分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在剧情展开后，其他角色皆为配角。
生：戏中的男主角，一般扮演书生、秀才、状无之类的人物。
旦：戏中的女主角，所扮演的人物一般都为青年女子。
净：净原本分为正净和副净，但南戏中只有副净。副净出于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角色，故其主要扮演具有滑稽打诨特征的人物。
丑：在戏中所扮演的人物和净大致相同，也属于插科打诨一类的人物。
末：末也分为正末和副末，而南戏也只有副末。副末在戏中一是用以开场，二是扮演次要的男性人物。副末与副净相对，因都源自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故也具有插科打诨的特征。
外：南戏中的外，主要是扮演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
贴：即贴旦，在戏中扮演次要女子。
南戏从音乐的角度上看，最初取材于当地流行的民歌，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宋代流行的词体歌曲，或者一些传统音乐，如大曲、诸官调、唱赚等。在一场戏里，不限使用同一宫调，每一宫调一般都唱两个以上的曲牌，有时还可以换韵，比杂剧灵活自由得多。
南戏和杂剧在表现手段上也显示出了较大差别：南戏凡是上场的人物都可以唱，不限角色；而杂剧只能由一人（末或旦）主唱。在南戏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唱一场，也可以合唱一曲，这就使得南戏的演唱灵活自如，有利于促使剧作家综合运用曲、白、科、介等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增强舞台演出效果等。
南戏在剧本长度上，亦是可短可长，不限场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少则十几场，多则五十余场。因此，剧作者可以根据所需要表达的内容，去安排戏剧的结构，自由灵活，而非千篇一律。
2.书会才人，南戏的“编剧”
“书会”原为读书的场所，至南宋则逐步演变为三教之外的诸色伎艺人编写话本、戏曲、曲艺的地方，故理学家叹之为“风俗便不好”。
据文献记载，当时社会上已有御京书会、元贞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等。在书会里的编撰艺人被称作“才人”，他们大多出身低下，以下层的文人和民间艺人为主，主要靠勾栏、瓦舍编写话本、戏曲谋生。“书会才人”便是中国宋元南戏与早期元杂剧的编撰者，他们的创作在中国戏曲史、小说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在创作的同时也培育产生出了一大批戏曲文人及小说作家。随着宋元话本和戏曲的兴起与繁荣发展，书会成员之间已形成明确分工，不仅初具规模，且组织严密。
书会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它是民间组织；二是它的任务就是撰写话本、曲艺、戏曲作品；三是成员分为“先生”、“才人”、“名公”、“老郎”等，这些都是诸色伎艺人对编纂者的不同专用称谓；四是书会成员的出身都比较复杂，有艺人，也有下层文人，但都有着较为微贱的社会政治地位；五是他们的活动场所设在同一勾栏瓦舍，在诸色伎艺人之间自由混迹，彼此可以随时进行艺术交流。因此，他们编撰的作品多被打上了民间集体创作的鲜明符号，并带上了世代相传的深刻烙印。
由于南戏最初产生于民间，一般不为封建士大夫所留意，故当时的作者全为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穷困潦倒而流落民间，他们从事南戏的编撰活动大多是为生计所迫，如《张协状元》是由温州的九山书会编撰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由杭州的古杭书会编撰的。正是因为书会才人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和市民群众相接触、结合，亲身体验着下层社会生活的各种磨炼，才使他们和下层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思想，形成了感情血肉的深刻联系。这样的社会遭遇和思想感情也必然要反映到他们所编撰的剧本中来，因此，可以说书会才人对南戏的产生、发展、兴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使得南戏和作品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性与人民性。
南戏作家们笔下反映最多、最突出的内容便是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统治阶级，伸张正义，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如宋周密《癸辛杂识》里记载，当时温州乐清县有个叫祖杰的恶霸和尚，勾结官府，欺压百姓。乡人告到官府，祖杰就行贿于官府，官府不但不治祖杰的罪，反而将告状人治罪下狱。这时，“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这便是南戏作者通过撰写戏文，使之上演，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黑暗现实，并以此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
当时社会大量存在着富贵易妻的悲剧，这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在刚刚形成的南戏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成为早期南戏创作上的一个主要倾向。南宋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阶段，大地主、大官僚为了统治的需要，更好地把持朝政，曾大开入仕之门，使一些出身微贱、仕途无望的人，或通过科举、或建立军功、或投身权贵、或因某种偶然的机遇，都得到功名，跻身为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科举这一途径，使得一些处于底层的文人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的梦想。一些公卿大臣们，往往力图通过联姻的方式，笼络、利用那些新发迹变泰的贵人，以扩大或巩固自己的势力。而那些刚刚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新官人则在功成名就、富贵到手之后，把和王公贵戚、权贵公卿联姻作为巩固已得地位的手段。于是，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制造出不少“结亲权门，富贵易妻”的悲剧来。如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便是两部婚变戏。
另外，明代沈景《书生负心》散套《刷子序》曲也是这类题材的南戏：“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在这些戏里，男主角原来都是贫寒落魄的书生，当中了状元或进士，做了高官以后，就抛弃了原来的贫贱之妻。如《王魁》里的王魁高中后一封休书逼死桂英，《赵贞女蔡二郎》里的蔡伯喈马踏上京寻夫的妻子赵五娘，《三负心陈叔文》里的陈叔文把曾资助过他的兰英推落江里淹死，《李勉负心》里的李勉用鞭子打死了前妻韩氏……广大的书会才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负心书生的形象，揭露和抨击了那些忘恩负义的封建士大夫。另外，在故事结尾他们又会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严厉惩罚这些负心书生，如蔡伯喈被暴雷震死，王魁、陈叔文被鬼魂索去性命，借此表现出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
然而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并非南戏的唯一主题，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纯洁幸福的爱情、提倡自由婚姻，也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戏里，男女主角敢于同封建礼教做斗争，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表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如《司马相如题桥记》、《浣纱女》、《祝英台》、《风流王焕贺怜怜》、《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
因南戏最初多由采“村坊小曲”、“里巷吉歌谣”而来，出于书会才人之手，故南戏的文辞多充满着乡土气息，朴实无华，这就是王国维口中的“无南戏之佳处，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南戏流传的地域广，时间长，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产生了一大批剧本，但流传至今的却屈指可数。据《永乐大典》、徐渭《南词叙录》、沈景《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钮少雅《南曲九宫上始》、张复《寒山堂南曲谱》等载录，共有二百三十八个南戏剧目，但现在全本流存的仅有《张协状元》、《定宦门孔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金钗记》、《赵氏孤儿》、《破窑记》、《牧羊记》、《东窗记》、《黄孝子记》、《苏秦衣锦还乡记》、《冯京三元记》、《琵瑟记》等十六种。其中，据钱南扬先生的《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记载，有残文佚曲流传的共有一百十九种。另外，在全本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中，有许多已经过后人的篡改，已非原来面目，如《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戏曲的一大损失。
3.南戏早期作品
虽然可以从《张协状元》等早期的南戏剧本中看到我国古典戏剧剧本的雏形，即大体是和曲、白、科三者融为一体的基本格式，但总的说来，这些早期南戏的语言仍芜杂粗糙，结构还较为松散，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上有的还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南戏的真正趋于成熟应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的出现，这一切都为明清传奇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最早的南戏是《沧海遗珠》
我国最早的南戏作品一般认为是《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两种。这两种南戏，都是描写男子发迹后负心的故事，并对这种负心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与鞭挞。但前者已全佚，后者也仅存残文，这两部作品都没有完整的剧本。《赵贞女蔡二郎》主要写东汉文人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而后被高明依剧改编创作成了南戏名篇《琵琶记》。《王魁》则是写妓女桂英供王魁读书、赴考，但王魁中状元后，却背弃前言，弃桂英而另娶。桂英愤而自杀，死后变作厉鬼，活捉了王魁。这两部戏较早地把富贵易妻这一社会问题搬上了戏剧舞台，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的精神，虽然深受广大群众的追捧，但却遭到封建统治者的不满，演出不久，即被禁止，剧本也因之失传，但它为南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保存于《永乐大典》中的《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戏文，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
《小孙屠》是一本公案戏，一般认为是元人的作品，姓名不详，题“古杭书会编撰”，全名《遭盆吊没兴小孙屠》。内容主要是写：
开封孙必达不听弟弟屠户孙必贵的劝告，娶妓女李琼梅为妻，李琼梅却与开封府令史朱邦杰私通，杀死婢女，反诬孙必达杀人。孙必达被囚禁后，令史朱邦杰又欲将之谋杀。孙必贵探监，以己代兄，孙让必达逃走，朱邦杰遂将孙必贵杀害，弃尸荒郊。后包拯审明此案，为冤者平反。
《小孙屠》通过对恶吏昏官的刻画，揭露了元代的社会黑暗与吏治腐败，同时也表达出广大人民期盼出现更多像包拯这样的廉洁公正的官吏，为他们申冤雪恨的愿望。剧中的屠户孙必贵性格刚强，为人聪慧，为瞻养老母而辛勤劳作；当得知哥哥要娶妓女为妻，他苦苦劝告，而后又暗中观察，当发现奸情后，持刀追杀奸夫；哥哥遭难后，他又弃却前嫌，甘愿为兄替罪。作者对他的描写是较为成功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小市民，他对恶势力既能有所警惕，又能与之坚决斗争。另外，对于妓女李琼梅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对恶吏朱邦杰的歹毒凶狠、居心叵测的描写，也都具体、生动。
《宦门子弟错立身》也是元人的作品，姓名不详，大体也是出自接近市民阶层的书会才人之手，原题为“古杭才人新编”。主要内容是写：
金朝河南府同知之子完颜延寿马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与江湖女艺人王金榜相爱，因一次私会被父亲撞见而被锁禁，金榜全家也被驱逐出开封府境，而后延寿马离家出走，巧遇金榜，两人终于成为眷属。最后，父子重逢，见儿子已与金榜结成丝萝，父亲也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宦门子弟错立身》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封建正统思想叛逆者延寿马的形象，虽是一部婚姻爱情戏，但却具有自己的特色，且从剧中的一些零星描写中，我们还能看到古代艺人走街串巷、走北闯南的艰辛，苦难的生涯及独特的戏曲演出活动，为研究古代戏曲演出、艺人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中成功塑造了男主人公延寿马的形象，他能抛弃封建的门第观念，跨越封建等级的鸿沟，去与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地位低下，被人看不起的“下贱”女艺人相爱，而不在乎自己是开封府同知的儿子。当他的自主婚姻遭到破坏后，他勇敢地离家出走，浪迹天涯、自食其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毅然同金榜结为连理。延寿马和王金榜婚姻的成功不是靠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奉旨完婚，也不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全凭双方执着的追求，以及对封建正统思想、门第观念的蔑视、斗争。单从结局这一点看，《宦门子弟错立身》与一般爱情剧的结尾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