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殷末的东南经略
再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的。人是太爱受人催眠，太爱受人宣传了，我们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但就在周人里面多少也还有些讲公道话的人。例如《荀子》的《非相篇》虽然同样在骂他，但如说“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这岂是寻常的材料？又再把《左传》中批评他的话来看吧。
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昭十一年叔向语）
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宣十二年栾武子语）
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宣十五年伯宗语）
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欧洲的拿破仑第一。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但这些英雄崇拜的感慨话，我们倒可以不必提。我们可以用纯正的历史家的观点来说句“持平”的话：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的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卜辞里面有很多征尸方和盂方的纪录，所经历的地方有齐有雇（即《商颂》“韦、顾既伐”之顾，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是在山东方面；有灊（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城）有攸（鸣条之条省文），是在淮河流域。我现在且举几条卜辞在下边以示例：
一甲午王卜贞：×余酒朕。酉，余步从侯喜正（征）尸方。止下示，余受又又（有佑），不哉咼。告于大邑商，亡它在。王乩曰吉。在九月遘上甲。隹王十祀。（《卜辞通纂》第五九二片）
（这是我由两个断片所复合的，一半见《殷虚书契》前编四卷十八页一片，另一片见同书三卷二十七页六片。字虽不尽识，文虽不尽懂，但在某王的十年九月有征尸方的事，是很明瞭的。）
二癸已卜黄贞：王旬亡。在十月又二。正尸方，在灊。
癸卯卜黄贞：王旬亡。在正月，王来正尸方。于攸侯喜鄙。派。
（此明义士牧师J.M.Menzies藏片，据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引，原拓未见。）
三癸已卜贞：王旬亡尤，在二月。在齐次。隹王来正尸方。（《前编》二卷十五页三片）
四癸亥卜黄贞：王旬之尤，在九月。正尸方。在雇。（《前编》二卷六页六片）
五……在二月，隹王十祀；肜日，王来正盂方伯（炎）。（《兽头刻辞》、《卜辞通纂》五七七片）
六丁卯王卜贞：今巫九咎。余其从多田（甸）于（与）多伯，正盂方伯炎。衣。翌日步，亡左，自上下示，余受又又（有佑），不哉咼。告于兹大邑商，亡它在尤。王乩曰弘吉。在十月，遘大丁翌。（前中央研究院藏片）
七庚寅王卜在灊次贞：伐林方，亡灾。
壬辰王卜在灊贞：其至于祖乙次，往来亡灾。
甲午王卜在灊次贞：今日步入酋，亡灾，十月二，隹十祀，肜〔日〕。（《库方甲骨》第一六七二片）
以上七例算是最重要的，由其年月日辰，人名地名等以为线索，可以知道是同时的纪录。问题是那“王十祀”的“王”究竟是谁？关于卜辞的研究近来大有进境，差不多已经办到能断定每一片的约略的时代了。这位“王”，在我认为是帝乙，而在董作宾和吴其昌两人则定为帝辛，主要的根据便是旧文献中帝辛有克东夷的记载，与这相当。但是帝辛时代的殷都是朝歌，是帝乙末年所迁移的。在安阳的小屯，不得有帝辛的卜辞。现在卜辞数万片中无祭帝乙之例，又其他直系先妣均见，独武乙之配妣戊（见《戊辰彝》）及文丁之配（在帝辛则为妣）不见，均其坚决的消极证据。实则帝乙经营东南之事于旧史亦未见得全无踪影。《后汉书·东夷传》云：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这儿所说的“或服或畔”，便表明殷代自仲丁而后随时都在和东夷发生关系，“畔”了如不去征讨，敌人那里会“服”？可见征东夷一事在殷末是循环的战争，不能专属于帝辛一人。大抵帝乙十年曾用兵一次，有所征服。在其二十年还有一段长期南征的事迹，在这儿暂且不提。不过到了帝辛时东夷又叛变了，又作了一次或不仅一次的征讨罢了。《左传》昭四年，楚国的椒举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在这“为黎之蒐”以前的东夷之服，岂不是帝乙远征之所致吗？帝乙所征的盂方自然是于夷，所征的林方大约就是蓝夷。古音林蓝都是读Lam的。所谓尸方，大约是包括东夷全体。古音尸与夷相通，周代金文称夷也用尸字。看这情形，尸当是本字，夷是后人改用的。称异民族为“尸”者，犹今人之称“鬼子”也。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昭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然而帝辛尽管是失败了，他的功绩是可以抹煞的吗？帝乙、帝辛父子两代在尽力经营东南的时候，周人图谋不轨打起了别人的后路来，殷人是失败了，但他把在中原所培植起来的文化让周人在某种的控制之下继承下去，而自己却又把本文化带到了东南。殷人被周人压迫，退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所经略出来的东南走。在今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而其滥觞即在殷末的东南经营。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知道得这一层，我们可以揣想：在殷人的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得过去的了。
《玄鸟》篇的预言说既已拉倒，《左传》昭七年的那个预言也只是那么一套。那不过是七十子后学要替孔子争门面所干的一个小小的宣传而已。至于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他由历史上所见到的一个约略的周期，所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也并不是前人有此预言而在孔子身上生出了应验。并且就算是个千真万确的预言吧，那样毫无科学根据的一种祈向，究竟有什么学问上的意义而值得提起呢？
八论儒的发生与孔子的地位
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殷灭于周，其在中国北部的遗民在周人统制之下化为了奴隶。在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渐动摇了起来，接着便有一个灿烂的文化期开花，而儒开其先。这是正确的史实。这种见解我在十年前早就提倡着，而且不断地在证明着。《说儒》的出发点本就在这儿，虽然胡适对于我未有片言只字的提及。但是从这儿机械式的抽绎出这样一个观念：儒是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得到孔子这位大圣人才把它“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更从而牵强附会地去找寻些莫须有的根据；这却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这种的研究态度正是所谓“公式主义”，所谓“观念论”的典型，主张实用主义的胡适，在这儿透露了他的本质。
儒诚然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秦、汉以后称术士为儒，但那是儒名的滥用，并不是古之术士素有儒称。今人中的稍稍陈腐者流更有用“西儒”“东儒”一类的名词的了。秦以前术士称儒的证据是没有的，孔子所说的“君子儒”与“小人儒”并无根据足以证明其为术士与非术士。下层民庶间伊古以来当有巫医，然巫医自巫医，古并不称为儒。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是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