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莫斯科共产党权威部门在一封秘密信件中也提出过同一要求。
[10]列夫·麦赫利斯，一位天生的秘密警察，被安置负责《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以保证报纸为斯大林服务。以后，他成为一个特别讨厌和狡猾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军。在红军大清洗之后，他获得了很高的军衔。由于作战无能，苏联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接下来他担任了国家监察部长。他死于1953年，所有消息都证实他是善终的。——译者注
[11]引自1930年6月9日至12月27日间的党组会议记录。
[12]那天晚上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妇女身份不详。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认为是一位名叫古谢夫（Gusev）的军官的妻子。但是当时至少有三个名叫古谢夫的高级军官。赫鲁晓夫对阿里露耶娃是自杀，还是被斯大林枪杀表示怀疑。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在莫斯科诺沃德维奇公墓的墓地与赫鲁晓夫的墓地离得不远。
[13]斯大林的原秘书伯里斯·巴扎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认为有这样的事情。参照其文章Pobeg iz nochi，Kontinent，no.9（1976），第391页。但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认为阿里露耶娃可能在斯大林面前称赞过赫鲁晓夫。参照米高扬Takbylo ，第614页。
[14]当然，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会忘记他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指导者对他的帮助。但是正如阿历克赛·阿朱别依所说的那样：“至少我在场的时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喜欢谈起卡冈诺维奇。”参照阿朱别依Krushenie illiuzii，第155页。
[15]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市政府在市长卢日科夫的领导下又重新建造了耶稣天主教大教堂。
[16]“我和布尔加宁开始忘我地投入工作，”赫鲁晓夫写道：“我们亲自视察了建筑物与庭院。我们还动用了民兵（穿制服的城市警察），让他们帮忙。后来斯大林指示我们要建造干净的现代化收费厕所。”赫鲁晓夫总结说：“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琐碎，却说明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并非忙得无暇过问公共厕所这样一个城市生活中既具体而又重要的事情。”
[17]人们通常认为基洛夫被枪决是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主使这起阴谋毫不怀疑”。但是虽然Amy Knight发现了很多斯大林与这起谋杀有关的外围材料，但她却没有找到斯大林下令枪杀的证据。Khlevniuk也同意至今没有发现斯大林对此应负责任的记录。
[18]很多被开除出党的人是因为未能“领会”党章的细节。不过，在这次整党运动中，赫鲁晓夫再次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由于党的原则对党章的要求只是接受，而不是领会，所以莫斯科党委后来受到了批评，并被责成将在运动中被开除出党的大约4000名党员重新登记入党。
[19]此次受审的包括前“左倾机会主义者”Georgy Piatakov（赫鲁晓夫是在乌克兰认识他的，列宁曾对他有过高度的评价，列宁在他的“最后遗言”中称他有可能成为苏联未来的领导人）、前政治局候补委员Grigory Sokolnikov、以言辞犀利的宣传人士而闻名的Karl Radek以及前中央委员会书记Leonid Serebryakov。在审判开始前的一个月，Sergo Ordzhonikidze，斯大林最老也是最亲密的政治局同事之一，看望了狱中的Piatakov。Piatakov在担任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时曾是Ordzhonikidze的得力助手。Piatakov的被捕很显然是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同志们，包括赫鲁晓夫在内，都充满爱意地称Ordzhonikidze为Sergo，赫鲁晓夫还说他把Piatakov看作父亲一样。他于1937年2月18日开枪自杀。虽然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有关自杀或谋杀的传言很快就传开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坚持认为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得知事实真相的。在Ordzhonikidze的葬礼上，赫鲁晓夫声称是Piatakov的叛变“给了这颗高贵的心脏沉重一击”，“加速了我们亲爱的Sergo的逝世”。参照Conquest，Great Terror ，第167-173页，以及Tucker，Stalinin Power ，第258-265页。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了解事实真相的过程，他说在战争时期有一次与斯大林一起吃饭时幼稚地称赞了Sergo，他的话招致了马林科夫的责备，说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使聚餐陷入了尴尬的冷场局面。后来又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Serebryakov的遗孀Galina Serebryakova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后被释放出来，但仍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决心不让尼基塔·赫鲁晓夫安生，尽管他新近宣称反对斯大林主义。
[20]1937年1月30日《真理报》的报道。
[21]根据斯大林对形势的总结，一些中央委员会成员投票赞成审判布哈林与李可夫，再处以十年徒刑，还有一些人支持在不预先设定刑期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此外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将此案件移交人民内务委员会，进行进一步调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意见分歧，不是因为斯大林还没有拿定主意，而是因为他想先退让一步，看看别人会说些什么。一旦斯大林作出最后的决定（审判很快进行，并对他们处以死刑），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是徒劳的，况且当时也没有什么人敢公开反对他的决定。
[22]Getty和Naumov，Road to the Terror 第144页中记录了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投票情况。除了斯大林、叶佐夫（Yezhov）以及他们核心集团的人外，没有人能确定对布哈林与李可夫的指控是伪造的。不过，赫鲁晓夫肯定产生过怀疑。当他第一次遇见布哈林时，那是1919年内战期间在赫鲁晓夫所在部队的党小组会议上，赫鲁晓夫“绝对被他吸引住了”：布哈林有着“颇具感染力的个性与强烈的民主精神”。当“来自莫斯科的普通共产党员告诉我布哈林曾经和他们同住过一个宿舍，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时，赫鲁晓夫对布哈林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得知针对布哈林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这一真相的。
[23]参照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著作《尼基塔·赫鲁晓夫》中的文章“Repression and Rehabilitation”，由Taubman、Khrushchev和Gleason编辑，第88-91页。有关“三驾马车”体制，请参照Khlevniuk，politburo ，第189-190页以及Conquest，Great Terror ，第286页。根据Natal'ia Gevorkian （“vstrechnye plany po unichtozheniiu sobstvennogo naroda，”Moshovskie novosti，June 21，1992，p.18）的说法，赫鲁晓夫本来想成为莫斯科市委与省委的三驾马车中的一驾，事实上他也这么提出过，但是斯大林可能没有让他承担这一责任，这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意识到大多数“三驾马车”的成员最后都会落得个步其受害者后尘的结局，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对象。不过，诺莫夫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具体的清洗程序的原因，赫鲁晓夫才没有成为莫斯科“三驾马车”中的一员，但总体来说，赫鲁晓夫与其他地区的党委书记一样肯定签署过死刑命令。
[24]A.N.Ponomarev说，一些受害者“在他们被捕之前或之后向赫鲁晓夫寻求过帮助。但是实际上这位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没有一次站出来为他的党员同志们说话，为他们做担保，或者只是简单地要求重新调查指控。那些当时遭到牵连、后来在第20届党代会后被平反的无辜莫斯科市民都一致证实了这一事实”。参照N.S.Khrushchev，第47页。
[25]科尔曼的妻子被驱逐出共青城，并被解除工作。但是尽管科尔曼供认了他的又一罪状，即出版了一本数学方面的书籍献给他现在不再信任的妻子，一位学术对手对这本书和他的献辞提出疑义，“赫鲁晓夫以他典型的善意方式将整个事情一笑了之”，几天后，科尔曼被任命为新近组建的全联盟高等院校委员会主席的助手。参照科尔曼，My ne do lzhny，第196-197页。
[26]苏联中央委员会官员、后来成为后苏联时代调查苏联时期清洗运动委员会执行书记的弗拉基米尔·诺莫夫，由于他对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有着广泛的了解，他认为“赫鲁晓夫签署的逮捕令一般都是针对莫斯科有名的反对派的”。这位苏联时期的将军对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Dmitri Volkogonov）的话持有疑义，沃尔科哥诺夫说：“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上面带有赫鲁晓夫签字的名单（包括死刑命令）都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从I.A.Serov所记录的档案中被删除了，Serov是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但是，当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追问有关赫鲁晓夫篡改莫斯科文件的证据时，诺莫夫回答说，虽然他“曾经努力试图澄清莫斯科党委档案被篡改的相关情况，但事情证明是很复杂的。对于事实究竟如何有不同的版本，所有涉及赫鲁晓夫的情况也说法不一。但是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文件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参照诺莫夫，“Repression and Rehabilitation，”第90页。
[27]关于这份决议，赫鲁晓夫声称他曾向斯大林提醒过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如果像往常决议里的内容被国内所有的党组织作为样板的话，那么其中过分激烈的言辞也许会引起恐慌。他说，斯大林为此亲自删除了决议中最具煽动性的话，这使赫鲁晓夫确信他的领袖“不想加剧任何不必要的恐慌，或是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流血”。
[28]Volkovinskii认为雅基尔是在从基辅去莫斯科前被捕的。雅基尔当然被判处了死刑，他的妻子也被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他的兄弟、弟媳和她的儿子以及其他一些亲属，但是雅基尔的儿子并没有被杀，后来成了一位持不同政见者。
[29]卡冈诺维奇声称赫鲁晓夫找到他后“泪流满面”，他们交谈以后，他亲自与斯大林进行了协商。
[30]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原来与斯大林的关系十分亲密，但他不同意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并为此与斯大林发生争执。紧接着他就死了，死因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他不是被正式处决的，他死后得到了特殊的礼遇。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认为他是自杀的，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死因。——译者
[31]这种类似的衣着差别在当时的照片中经常出现。每个领导人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形象。赫鲁晓夫主要是想体现教育与温文尔雅的气质（黑色的套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农村出身（带饰边的乌克兰衬衣）或者无产阶级本质（在别人钟情于军帽时，他总是戴着工人的鸭舌帽，而莫洛托夫则喜欢戴浅顶的软呢帽）。
[32]早在1934年夏天，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沃罗希洛夫一起来到了位于克里米亚沃罗索夫宫的豪华别墅。
[33]根据斯大林死后对其尸体所作的正式检查，他身高170厘米。
[34]虽然赫鲁晓夫对叶佐夫的赞扬显得特别的不寻常，但我们可以参照作家I.A.Sats的回忆：“当叶佐夫还在省里工作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紧张但心地善良、办事专注，没有傲慢与官僚主义习气。也许这是他的伪装。但是他后来成为杀人屠夫更有可能是受到了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本人的影响。”
[35]赫鲁晓夫30年代的司机贝洛夫在他服务的所有官员中最喜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邀请贝洛夫到他家厨房与其家人一起用餐，贝洛夫认为这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朴素感情。
[36]作者对玛丽娅·索罗基娜的采访。迪马·索罗基是不太情愿地去学习文学的，后来成为一位电影摄影师，但是他还是设法与列昂尼德及其妻子保持着友谊。
[37]作者1991年6月对尤里·赫鲁晓夫的采访。根据Sara Babyonysheva的说法，她是十年后认识艾丁格尔的，艾丁格尔最后落得以缝制衣服为生。
[38]关于罗查莉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电影评论家Maya Turovskaya在战后曾与罗查莉同在电影学院学习。她记得罗查莉使用赫鲁晓娃作为她最后的名字，并声称和列昂尼德有一个孩子。一位俄罗斯记者报道说，罗查莉的孩子实际上是她和列昂尼德在一起时与他们的一个朋友所生。1943年列昂尼德死后，国防部证书中证实了他与罗查莉的婚姻，上面标注的结婚日期为1937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