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A.Levochkin）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抹黑了我们的政治路线”。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但是，这些党组会议的语调与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1930年6月11日，一个名叫Iu.P.伯尔津（Iu.P.Berzin）的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地区的前党委书记承认，他过去认为“将布哈林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他知道自己“完全错了”。起初，赫鲁晓夫对他承认错误好像感到很满意，但是随后伯尔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反击赫鲁晓夫：“至于赫鲁晓夫同志公开发表的声明，说我过去在服装工厂一直从事派系活动，说我与我原来是白军军官的兄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坚决否认这些指控，我宣布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赫鲁晓夫的指控是无情的，尽管他因与伯尔津的关系而有负罪感。更有甚者，他对逼迫伯尔津作出的供认不加理睬，他说：“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得到他的供认的。”[11]
赫鲁晓夫还指控另一位学生穆赫脱迪诺夫（Mukhitdinov）散布反革命谣言，侮辱党和政府领导人，曾经因为流氓行为被工厂开除，因为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斯维尔德洛夫学院清除，还有其他几项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来源于穆赫脱迪诺夫一个同学的道听途说。与伯尔津一样，穆赫脱迪诺夫也勇敢地进行了反抗：“这是赫鲁晓夫对我的诽谤和侮辱。有关攻击斯大林同志的话是无中生有的谎言。”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为他们的新书记辩护，他们中有一人还谴责穆赫脱迪诺夫胆敢“要求党组织为他的罪行提供证据”。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几天后他给穆赫脱迪诺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对党的不满开始于集体化时期……后来散布有关北高加索地区农民暴动的反革命谣言”。赫鲁晓夫认为，穆赫脱迪诺夫攻击了“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为此他必须“作为不可救药的政治异端分子被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党组织”。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他所犯的唯一错误，还是在1927年的乌克兰，就是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对他的敌人有时还显得温和一些，偶尔还作出一些让步。1930年11月20日，赫鲁晓夫领导的党委对布哈林的错误进行批评。11月22日，《真理报》以一种较为积极的语气评价了布哈林的声明。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工业学院党委又重新召开会议，讨论由赫鲁晓夫亲自起草的一份修改声明：“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对布哈林同志声明所作的评价是不正确的，犯了极左的政治错误。此次会议特此作出更正。”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着工业学院开始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名字在莫斯科党组织与中央委员会里也更加广为人知了。”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不久就取代了西林成为鲍曼地区党委书记，此人“刚刚一年前还反对我在第十六届党代表大会上的候选人资格。西林政治上太不成熟了。我肯定他在1930年投票反对我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渡过了紧要的关头。我作为党的工作者的前途现在看起来一片光明”。
第十六届党代会于1930年六七月间召开。由于不是正式代表，赫鲁晓夫只能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是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从所有的记录来看，斯大林的妻子都是谨慎而优雅的，而赫鲁晓夫却正好相反。阿里露耶娃深色的眼睛、深色的头发，她出生于1901年，比她的丈夫小22岁，是一个格鲁吉亚钳工的女儿。她父亲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结识了斯大林。1917年，阿里露耶夫家搬到了彼得格勒，列宁曾经在他们家躲藏过一段时间。娜杰日达与赫鲁晓夫同一年加入共产党，即1918年，当时她17岁。在列宁身边做秘书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被派遣到了察里津，当时斯大林也在那里，是内战前线的一名政治委员。在那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战争结束后，她在《真理报》创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社工作。1929年，在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瓦西里（Vasily）和斯维特拉娜（Svetlana）后，她来到了工业学院纺织品系，学习化学，特别是人造纤维。
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从来不“坐小车来往于工业学院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总是坐公交车”。
阿里露耶娃当时是党组的一名干部，与赫鲁晓夫有很多工作来往。他经常想：“她回家后肯定会向斯大林谈起我，斯大林会怎么评价我呢？”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我没有作出回答，”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里露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鲁莽的评价，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喜欢我的。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里露耶娃的仰慕。“她是个多么漂亮、绝伦的女人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12]
敏感的阿里露耶娃也能欣赏粗俗的赫鲁晓夫吗？这种反向的推理是可能成立的。就像所报道的那样，如果斯大林的妻子对斯大林的一些政策感到恐惧的话，她可能对赫鲁晓夫在工业学院里对右派分子的追逼也感到遗憾。此外，如果她真的向她丈夫抱怨过什么的话，那么她在斯大林面前谈到赫鲁晓夫时可能只是谴责，而不是对他的赞赏。[13]
另外，赫鲁晓夫也别有用心地想利用阿里露耶娃，使自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至少有一点可以使他减少对卡冈诺维奇的依赖。[14]而且，抽得一张“幸运彩票”的想法在证明他认为自己终究会获得别人无法想象的高位的想法的同时，也减少了他自己在进入斯大林核心集团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娜佳在她丈夫面前为他唱赞歌的想法使得赫鲁晓夫内心充满着自豪感。“我感觉自己就像维尼钦科故事中的主人翁平亚一样。”
1930年，莫斯科被划分为十个区。鲍曼是最小的一个区，区域从市中心往东，而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其范围从市中心往西。在苏联中央集权的领导下，与市政府相比，区政府总的来说权力很小。但是区党委书记负责监督其所辖范围内的所有事情，从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到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党。赫鲁晓夫对他的新职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最终是难以完成的，区党委书记应该为完不成任务而负责。此外权力交叉的混乱状况使得其他的官员妨碍了他从事工作的能力。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位置特别适合赫鲁晓夫。挑战的严峻形势可以确保取得一点成功就说明是胜利，同时体制混乱的官僚环境可以使他插手所有的事情，让他的精力与欲望有充分的发挥空间。此外，他在更大的规模上运用了他作为政治运动清洗者的才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事实”在人民铁道委员部、商业委员部、全联盟石油集团以及集体农庄中心被揭露了出来。鲍曼党委取消了俄罗斯联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选举结果，理由是“政治上的近视与压制自我批评”，解散了尼特罗根（Nitrogen）学院与莫斯科毛皮集团的党委班子；要求“青卫军”出版社选举新的党委班子，理由是旧的党委班子“没有对出版思想上反动的书籍采取措施”。
赫鲁晓夫没有忘记他对旧卫军学院右翼分子的怨恨。“在研究学院党组织清洗的指示时，”他在1931年鲍曼区党员大会上说：“他们说这是针对共产党中的最优秀分子，那些留下来的人将是十足的走狗。”作为回应，他指责他们试图“爬进并留在沼泽地里，等待更好的时机”。
与学院里敌人的较量还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赫鲁晓夫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就不是那么裕如了。鲍曼区未能在计划完成上名列前茅，这部分是由于在全面工业化中很多轻工业与食品工业企业没有受到重视。但是经济成绩不够显著的结果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在政治上青云直上的势头。
下一站：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这里被奉为“革命区”，1905年曾发生过工人与警察之间具有历史影响的冲突。冲突的领导者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区党委书记。在选举赫鲁晓夫成为该区党委书记的市党委会议上，他被要求发表意见。
“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E.G.高雷娃（E.G.Goreva）（她当时是莫斯科党委中主管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回忆说：“赫鲁晓夫被要求简要地介绍自己的经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讲话结结巴巴，经常将单词说错。‘他们真的没有发现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挑选了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吗？’我小声地对坐在我旁边的人说。我看到会议主持人正在向我摇手，意思很显然是说我不应该在会议上交头接耳。但是我错了。会议结束后，卡冈诺维奇把我叫了过去。‘我听到了你所说的一切，’他对我很严肃地说：‘如果想保住你的位置，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后来赫鲁晓夫也坦诚地证实了这件事。”
这还不是赫鲁晓夫唯一难堪的首次亮相。他作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党委书记所作的首次正式讲话太过冗长，以致他不得不让其他的代表代他念完其中的部分内容。他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过分强调，为了显示他对纯粹的“专家治国主义”感到内疚。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宣布只是在卡冈诺维奇于1930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后，才克服了“所有的过激行动与歪曲观念”，“开始实施了正确的路线”。很显然，赫鲁晓夫心里有过这样的看法，就是莫洛托夫除了是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外，这位卡冈诺维奇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当时莫洛托夫已经是苏联政府总理了。
这两件事都说明赫鲁晓夫确实存在弱点。但是他在新的职位上干得很好，说明对他的提升还是正确的。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的经济局势比鲍曼区更为复杂。区党委会议主要讨论像工业与建设管理、为工厂提供原材料以及食品供应之类的问题。赫鲁晓夫将全区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以完成经济发展计划，并发展了新的党员，扩大了党员队伍。他组织了1.2万名工人加入到2250个“突击旅”中，突击旅是根据所谓的“递进分配制”运作的，就是在达到某一产量水平前付给工人少量的工资，然后当产量不断提高时才给工人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