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她的丈夫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是她后来的体形。身材矮小丰满，挂着一张农民的脸，她让人想起了俄罗斯的马特昂西卡玩具娃娃或是冬天里壁炉边温暖的下午茶。她的冷静沉着正好与她丈夫的暴躁易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尼娜·彼得罗夫娜要比外界所了解的严厉得多。尤莉娅称这位抚养她的女人为“铁夫人”。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摆满了书，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光顾剧院和电影院，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她坚持她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英语，并同时为他们安排了音乐课。
赫鲁晓夫对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吸引力与他追求耶弗罗西尼娅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两次他都表现出了对更高的文化与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的渴望，但他总是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
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以前的尤索夫卡）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的党委书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6年底。该区包括四座彼得罗夫卡煤矿和马林卡的农田以及周围的七个村庄。该区面积4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罗得岛面积的一半），人口由两部分组成，包括1.7万名农民和两万名矿工。赫鲁晓夫就居住在他领地内煤矿与农村交界边缘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有一个土豆箱，邻居们有剩余的土豆也可以放到里面。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彼得罗夫卡做党的宣传员，（由于宣传员是由莫斯科支付工资，而地区党的领导者是由地方支付工资）她的薪水要比她丈夫多得多。
与前后几年相比较，1925年和1926年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煤炭生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新经济政策已经稳定了农村地区的局势。斯大林的盟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作为使农业恢复繁荣的途径。但是这与布尔什维克对富农的反感相抵触，富农在乌克兰肥沃的土地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此外，由于煤矿的工作条件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罢工仍时有发生。
作为地区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主要依靠共产党员中数量少得可怜的干部来开展工作。他刚到这里时，整个地区只有715名党员，而且90%都集中在彼得罗夫卡，那里也是地区党部的所在地。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也只上升到1108人。当时很多地方党的官员已经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情调”，变得很腐败。更有甚者，争夺布尔什维克领导权的斗争正日趋激化。在1923年和1924年击败托洛茨基后，1925年斯大林又与他自己的盟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发生了冲突。他们后来于1926年加入了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
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为无所事事的矿工寻找住房，筹集衣服和食物，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们走上正道，包括使用强制的方式。甚至在他们“怒气冲天，大喊大叫”的时候，有一位矿工40年后回忆说，“他很快就能使他们开怀大笑起来”。但是“他也有很粗暴强硬的时候。如果矿工不愿意工作……他会立即解雇他们”。一位以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党内同事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谦虚谨慎”记忆犹新。例如，他会在周日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参加“义务”劳动。
至少共产党暂时是与富农和中产阶级和平相处了。“我们想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则来击败他们，”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努力降低新经济政策分子在国家合作企业中的分量，并努力提供更高的质量与更好的服务。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那些自主经营的商人能更好地陈列他们的商品，给予他们的顾客更好的服务。私人商店对家庭妇女颇具吸引力，她们在买东西时喜欢挑挑拣拣，她们喜欢到处转悠，仔细察看所有的商品。”
这些回忆体现了赫鲁晓夫的一个优点，就是他能清楚地看到与其先入为主的思想相冲突的事物。但是与地位卑下的农民打交道又使他的一个缺点显露了出来，即对任何让他想起自己的农民背景的人和事都感到恼怒。“你们必须忘记所有旧的东西。”他曾经对一群围聚在一辆新拖拉机边的笨拙的农民指示说。我们“跟在它后面走”，一位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回忆说，对它的“力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它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农民们于是纷纷摇头表示疑惑。“庄稼再也不会长出来了，”他们说：“这个机器正在给土地下毒。”赫鲁晓夫训斥这些农民：“旧的方法将永远建设不了一个新社会。”[16]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仍处于很落后的状态，铁路还没有通到赫鲁晓夫所在的区，机动车也很少。但他还是经常外出。冬天“我常常去拜访村民。我坐在雪橇里——当时我们只有雪橇，没有机动车——把自己裹在羊皮大衣里，这样风霜就打不到我了”。其他时间他就坐着轻便马车到处视察。“如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后来说：“你就不可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智慧。”[17]
虽然作为地区党委书记，他的地位并不算高，但就是在这几年，赫鲁晓夫开始步入了更大的政治舞台。1925年底，他代表彼得罗夫卡地区参加了第九届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不久之后，他又作为斯大林诺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虽然他是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但能够被选举为代表“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18]
赫鲁晓夫第一次去莫斯科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他和他的斯大林诺伙伴们把空余时间都用在欣赏这座大城市以及相互交流各自对首都的敬畏之情上。他想乘坐公交车去克里姆林宫，结果却迷了路。迷路让他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想抢先其他代表到达会议场所，这样就可以抢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了。他有一次终于坐到了第一排的中间，因为乌克兰代表团被安排到了中区，考虑到斯大林诺小组的无产阶级成分及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被安排到第一排。
由于不再相信公交车，赫鲁晓夫于是每天早上很早出发，步行去克里姆林宫，事先计划好路线（“为了不再迷路”），并一直跑到举行大会的弗拉基米尔厅。“我终于坐到这儿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我们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只有咫尺之遥！我能亲眼看见他们了！”斯大林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发表的讲话，而且还有一件与克里姆林宫摄影师有关的小事。斯大林诺代表团请求与斯大林合影，当传来消息说这位伟人愿意和他们合影时，大家在休息时间都聚集到了凯瑟琳大厅。
“斯大林走了进来，”赫鲁晓夫记得：“我们问他是否能坐在中间，我们都围在他的周围。对，就像你想到的那样，彼得罗夫开始安排我们各就各位，谁应该怎么转头、应该往哪儿看。突然斯大林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彼得罗夫同志就喜欢指挥别人干这干那。但是现在这儿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再也不允许一个人指挥其他任何人干这干那了！’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真是很民主，他对彼得罗夫的玩笑话其实并非真的是开玩笑，而是他本性的本能体现。”[19]
第十四届党代表大会是斯大林反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斗争中的里程碑。在大会上，包括列宁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在内的发言者都被压制下去。乌克兰代表团在会议中极尽鼓噪之能事，斯大林诺党委书记康斯坦丁·莫伊谢因科（Konstantin Moiseyenko）更是全力呐喊。如果像赫鲁晓夫这样健谈的人没有加入他们的合唱的话，那显然不符合规律，但是他当时的地位太低了，因此他的言论并没有正式的文件记录。
不过，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6年10月，第一届乌克兰共产党大会召开，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六位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乔治·皮亚塔科夫（Georgy Piatakov）以及其他两人］发表了一份意见声明，旨在保持在党内的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一位名叫古鲁本科（Golubenko）的反对派继续要求更大的党内民主，对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批评，并为反对派辩护。
“在斯大林诺，”赫鲁晓夫反驳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倾听像古鲁本科这样的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有意造谣中伤”。赫鲁晓夫肯定古鲁本科“没有说出任何他内心的想法”。反对派领导人的声明是“不诚实”的，只是他们耍的“花招”而已。反对派只有公开他们的言论与行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才可能得到原谅，否则“我们必须要求党的最高机构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反对分子采取最为强制的措施，无条件地，不管他们以前作出过什么贡献，也不管他们以前所持的立场”。
这一言论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尽管斯大林出于战术考虑而暂时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赫鲁晓夫呼吁的“最为强制的措施”还不像十年后的那么严酷。但是他用讥讽的语调和根据并不算充分的谴责所发表的咄咄逼人的言论让人认为他恨不得马上将反对派处死。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成为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之一。卡冈诺维奇1893年出生于基辅省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家里太穷，无力支付他接受教育的费用，他曾经做过鞋匠学徒，他于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是1917年在尤索夫卡。“我认识他时他不叫卡冈诺维奇，而是日罗维奇。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也很尊重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的另一处更正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时，他不姓卡冈诺维奇，而是坎托罗维奇。”然而在第三译本中，赫鲁晓夫记得他姓卡什罗维奇。[20]也许在他听起来所有的犹太人名字都一样。不过即使赫鲁晓夫将名字搞混了，但他肯定很清楚地知道卡冈诺维奇1925年已经是乌克兰党委书记了，要想在党内得到迅速的升迁，就应该追随于他。[21]
卡冈诺维奇也许帮助安排过赫鲁晓夫1926年12月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职位。组织部是共产党的核心机构，负责党的职业干部的调配与监督以及追踪普通党员的表现。作为党委副书记，赫鲁晓夫帮助他的上司莫伊谢因科监管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严惩当地的反对派（例如，他主持过一次会议，呼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解散他们的派别），他甚至对那些被指控在内战期间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签发过死刑命令。[22]
仅仅九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莫伊谢因科的下台。首先，他告诉他的斯大林诺同事说，乌克兰党委书记已经决定召回莫伊谢因科。其次，他透露他自己就曾参加过乌克兰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他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肯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样赫鲁晓夫与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的友谊也帮了不少的忙，科西奥尔不久替代卡冈诺维奇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内战期间，当科西奥尔担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时，他们两人也许见过面。1927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第十五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的新闻短片显示，赫鲁晓夫就坐在乌克兰代表团的中央，科西奥尔的身边。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海军军校学员，穿着深色的外套和衬衣，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带着宽厚的笑容。当他转身和身材矮小、已经谢顶、身裹紧身短上衣的科西奥尔交谈时，很显然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
莫伊谢因科被指控犯有腐败与浪费错误，包括有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参加的“有计划的饮酒比赛”[23]。赫鲁晓夫倾向禁酒的清教徒习性使他对自己的上司产生了反感。40年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莫伊谢因科有“很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我们必须推翻他。这引起了一场骚动，一直闹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里，他们派了一个调查组下来调查此事。调查组倾听了我们的不满，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于是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莫伊谢因科不会让赫鲁晓夫忘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感。也许这是因为在他追随托洛茨基的短暂时期里，赫鲁晓夫曾经批评过莫伊谢因科“违反了党内民主”[24]。此外，赫鲁晓夫肯定也希望自己能接替莫伊谢因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感到失望了。乌克兰政治局任命V.A.斯特罗冈诺夫（V.A.Stroganov）接替莫伊谢因科，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对斯特罗冈诺夫也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很“肤浅”，“他喜欢喝酒，搞阴谋诡计”。
不久以后，斯特罗冈诺夫的下属开始向赫鲁晓夫请求重要事情的指示，而不是他。“对我来说，”赫鲁晓夫后来说：“这可以理解，但是这完全削弱了他的作用。他们找我，因为我从小就在尤索夫卡长大……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对工业问题很熟悉……而工业问题是当时我们的中心工作。说得粗俗一点，如果一个领导者不知道这些问题，他就会被认为是傻子。这恰恰就是斯特罗冈诺夫的弱点，虽然他并不愚蠢。他也被处决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当时我感到很内疚，现在仍是如此。他不应该被逮捕并被枪毙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