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些教导同志们的政治委员自身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有更高的文化。1919年1月，斯大林和安全警察首脑弗里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下令对政治委员进行清洗，理由是“政治委员”这一称谓本身已经成为“滥用的术语”。一位于1919年开小差的红军旅指挥官认为，只有5%的政治委员属于“理想坚定的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是工人中的机会主义者、落后的农民以及“其他阶级中的糟粕，大多是年轻人和失败者，当然，大多数犹太人几乎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位开小差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政治委员有些还是“工作特别努力、能给人以启发的军官，他们在同志们中间极力鼓动”，他们在保持“广大士兵的阶级对立情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赫鲁晓夫对自己行为的描述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声称自己在前线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我们发起攻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我们将白卫军的匪徒赶下了海。”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兵营里，而不是在步兵部队，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在参加政治指导员培训班，他后来的很多“战争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自己及所在部队的文化落后状况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军事战绩。
“我们不是那种过去意义上的绅士。”他回忆道。有一次当他和同志们在一个前贵族的住宅里驻扎两天时，“我们甚至不能进入盥洗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盥洗室——不是坐在马桶上，这样后面的人还可以使用，而是像老鹰一样蹲在上面，盥洗室里被搞得肮脏不堪。盥洗室被弄得不能再用后，我们就到外面附近的园子（地上和花园）里解决问题。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园子就变得恶臭无比，人都不能从那里经过了”。
还有一次，他与一家知识分子住在一起。女主人毕业于圣彼得堡一所专为贵族人家的女儿设立的学校，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一位教师，还有一位音乐家。赫鲁晓夫记得房子的女主人很勇敢地对他说过：“‘既然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夺取了政权，你们肯定会践踏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扔进垃圾堆里。你们也不可能欣赏到像芭蕾这样高雅的艺术。’她说得没错。我们对芭蕾一无所知。当看到芭蕾舞剧的演出广告时，我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些穿着不体面服装的妇女的照片而已。”然而，尽管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是“粗野的、没有教养的工人”，但他坚持认为他们“也想接受教育，我们想学会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他告诉她的女主人：“你等着瞧好了，我们会拥有所有的一切的，包括芭蕾舞。”
赫鲁晓夫屡次提到这些战争故事，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距不仅在内战时期，而且在几十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叙述他的同志使用盥洗室的事情很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和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还会提及此事呢？赫鲁晓夫就是希望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噢，我的回答是，”他回答说：“这种状况持续很长时间，人们要想改变自己原始的生活习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1921年内战结束后，顿巴斯成了一片废墟，工兵营被重新命名为劳动旅。“这样，你就是一名矿工了？”师部的一位干事问赫鲁晓夫：“很好，你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那种人——（劳动旅）政治委员！”
赫鲁晓夫对这一任命表示反对。“我和那位干事互相对骂。‘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大声喊道。‘那你以为你是谁呀？’他回击道。”他们当时的口角之争肯定要比这尖刻得多。但是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后我走开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红军失去了有利地位。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大都身体虚弱，抵抗不住癍疹、伤寒和坏血病这样的流行病。“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没有制服和可换洗的衣服。大家不洗澡，不刮胡子，都是超负荷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赫鲁晓夫自己也被迫来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住，住在农舍的后院。他就靠农民餐桌上的剩饭剩菜生存了下来。到了1922年已经成为鲁钦科夫煤矿经理的朋友才把他拯救出来，让他当上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主任。就在这时，疾病袭击了他的家庭。
当赫鲁晓夫1918年从尤索夫卡逃往卡里诺夫卡时，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加入红军时他就让他们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耶弗罗西尼娅第一次离开她的父母和姐妹，由她脾气倔强的婆婆照顾。虽然耶弗罗西尼娅逃过了战争最残酷的日子，但她肯定担心战争会夺去她丈夫的性命。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被战争，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战争所带来的饥荒和疾病夺去生命的是她自己。她患上了坏血病，当时赫鲁晓夫就在不远的南方前线，当他赶到家时，她已经死了。[5]
“她的死让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只是作了简短的叙述，但却满怀着深情。根据卡里诺夫卡当地人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的第二天赶到的。他的父母本来打算在村子里的教堂举行一个葬礼，再把她安葬在墓地里，但是赫鲁晓夫却安排将棺材抬过他家的篱笆，而不是通过村子里的教堂，他家篱笆的后门就通向墓地。他这么做的目的，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赫鲁晓夫死后向她的孩子们解释说，是想在不违反他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也不冒犯他那些信奉宗教的亲戚。“这可以典型地反映他后来的行事方式，”尼娜·彼得罗夫娜评论说：“难以预料，有时令人吃惊，反正总是非同一般。当时，村民们都谴责你们的父亲。直到今天，每当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仍会摇头表示难以认同。”他父母的反应肯定比这还要激烈得多。
当赫鲁晓夫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那里已经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煤炭生产已经停止。从食物和住房到煤炭开采所用的炸药和导火索都很紧缺。矿主和经营者都已经逃离，很多矿工也逃走了。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尤索夫卡的艰难：1922年2月，一袋36磅的面粉需要200万卢布，一磅说不清来源的肉则要卖到37000卢布。
内战结束后，瘟疫开始流行。癍疹、伤寒和霍乱蔓延得很快，同时谷物歉收又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从全国范围来说，在1921年和1922年饥荒中饿死的人超过了在世界大战和内战中死亡的总人数。1922年春天，尤索夫卡地区的居民中大约有38%的人处于饥饿状态，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大约有40万儿童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一位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基督圣母教牧师，奈沃（Neveu）神父，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弗拉维斯·约瑟夫对耶路撒冷被占领时的描述。母亲们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以结束他们的痛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形容枯槁、全身浮肿的人们，他们几乎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被迫去吃死去的猫、狗和马”。[6]
在沙赫蒂（Shakhty），有人从一位老妇人那里买了煮好的肉，吃了下去，后来人们对老妇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在她的住处发现了“两只大桶，里面装着小孩尸体的各个部分，被分门别类地腌制着，还有被剥去头皮的头盖骨”。一大群人围到她家，将老妇人和她的丈夫活活打死。
1921年，在列宁的坚持下，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取消了强制征收谷物与相应的赋税政策，允许农民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处理他们剩余的谷物。虽然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的状况，但顿巴斯并没有能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饥饿迫使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煤矿，外出寻找食物，由此造成的煤炭短缺使得装载供应物品的列车不能到达该地区。莫斯科派遣了150名高层管理者来到顿巴斯，动员所有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以及所有年龄在55岁以下的矿工来这里工作，并动员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但是在尤索夫卡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数量依然很少，也特别不受人们的欢迎。[7]
尽管他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力量弱小，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慈。所谓的革命法庭对“反革命分子”做出了死刑与长期监禁的判决。在共产党看来，顿巴斯的工人“心理上不健全”，“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一开始就不高，现在更是完全丧失了”，因此为了使他们工作，共产党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工骚动，整个20年代罢工接连不断。[8]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大批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很正常的现象。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其后除了少数的几个月，他完全丧失了工作和控制局势的能力，直到他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以斯大林、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为一派，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派。当时斯大林及其盟友主张无限期延续新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则警告说核心社会主义价值正被歪曲，例如工业化优先以及无产阶级先进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还提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指责斯大林派别的大权独揽已经凌驾于党之上。1923年10月，莫斯科政治局收到了一份由46名高层布尔什维克党员联名签署的声明，批评党内“领导层的无能”与“完全不能容忍的”政权。
两年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击败了托洛茨基。又过了两年，即1927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但是在20年代初，托洛茨基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顿巴斯仍然很受人们的欢迎。因此，虽然46人声明遭到了莫斯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尤索夫卡党的委员会投票支持克里姆林宫，但还是有12名尤索夫卡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一共79名）投票支持声明，这是顿巴斯地区支持托洛茨基最多的力量。[9]
这就是赫鲁晓夫1922年回来时的形势。他在鲁钦科夫煤矿的实际工作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却培养了他从此以后展现出来的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工作（矿主在逃跑时把图纸都带走了），他和其他人“将炼焦炉拆成零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生产焦炭副产品都包括哪些程序，以及如何操作这些程序。那时我们没有维修、保养机器的工程师。很多呆在顿巴斯的工程师都反对我们，不愿意出来帮助我们”。赫鲁晓夫穿上他原来做矿工时的全套装备，下到井下视察机械设备。他马不停蹄地与经理以及党和商会的官员进行会面，他视察工人的宿舍，并采购了急需的食品。
与其他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嫌弃在他们看来“地位低下的”工人，赫鲁晓夫对他从前一起工作的弟兄们表现了发自内心的同情。“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权与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比以前还要差。难怪有人会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你们向我们承诺会建立起人间乐园，也许我们会在死后到达天国的乐园，但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尝尝人间乐园的滋味。我们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只要给我们一个安身之地就可以了。’”
但是在难以驾驭的矿工们“让我十分难堪”时，赫鲁晓夫回忆说，“即使他们对我十分了解，因为我在革命前就与他们一起在煤矿工作”，他还是给予了恰当的回应。“将你们的双手举起来，让我们看看”，他对那些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分子”喊道：“这不是矿工的手，这是商店售货员的手。”
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当尤索夫卡党的领导人拒绝他的请求时，他就到顿巴斯主管煤矿的主任那里申辩，这个主任也申请参加这个培训班：“你是有文化的人，你已经高中毕业，现在你又申请去矿业学校里学习。但是你却不让我去，我认为这不公平。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我才念了四年书……但是你却不让我继续接受教育。”
赫鲁晓夫对教育的渴望并非完全是个人臆想。布尔什维克理应成为文化与政治上的先锋，党员不仅需要“富于效率地工作”，而且“要有文化素养”。这意味着衣着整洁、在餐桌上表现得体，能阅读俄国古典文学与观看芭蕾舞则更好了。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的上司拒绝他的请求呢？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他们离不开他呢？还是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两年的学习会对举止粗俗的赫鲁晓夫有多大帮助？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得以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