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与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尤莉娅·尼基塔奇娜·赫鲁晓娃（Yulia Nikitichna Khrushcheva）降生了。两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他们的儿子列昂尼德（Leonid）也来到了人世。作为有经验的钢铁工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免除了兵役。他出色的工作带来了高工资与优厚的待遇。多年后，他自豪地告诉他的女婿说，当时他一个月能挣到30个金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两三倍。“我1914年结婚，当时我20岁。”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我有高技术的工作，我马上有了一套公寓。公寓内有起居室、厨房、卧室和餐厅。很多年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当想起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工人时的生活条件都要比现在生活在苏联政权下的工人同志们好，我总会感到很痛苦。”
当赫鲁晓夫1959年在纽约城遇到市长尼尔森·洛克菲勒时，洛克菲勒刺激他说，20世纪初有50万俄罗斯人为了追求自由与机会移民到了纽约。“不要跟我说这些，”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更高的工资。我差不多也和他们一样，我也认真考虑过此事。”
即使赫鲁晓夫真的移民过来（洛克菲勒告诉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最大的商会之一的主席”），他也不大可能像他在1916年左右时的照片上显得那么满足：瘦削、整洁，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或是穿着一件好看的乌克兰衬衫。有一张特殊的快照显示出他好像穿着一件做饭的衣服，打着蝴蝶结领带，他的妻子娴静地站在他的旁边，一幅典型的尤索夫卡小康之家图，这与差不多40年后蹒跚着走上世界舞台的那个衣冠不整的肥胖矮个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赫鲁晓夫与一位名叫潘特雷·马哈伊尼亚（Pantelei Makhinia）的年长矿工关系很好，马哈伊尼亚很聪明，一直渴望成为一个工头。根据一份苏联的记录，潘特雷“一个房间的小壁橱里装满了书，桌子上、地板上、皮箱上，到处都是书”。在这里，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朋友可能会谈论生活和政治的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尼基塔则是拼命阅读他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哈伊尼亚写诗，他有时会大声向大家朗诵他写在蓝色笔记本上的诗歌。尼基塔则像一个刚入道的文学评论家那样对他的诗歌发表评论。
有一首尼基塔在潘特雷家里分析过的诗值得完整地向读者介绍，一方面因为这首诗在当时给了赫鲁晓夫以激情，另一方面因为差不多50年后在给一群作家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学的任务”的指示时，赫鲁晓夫朗诵了这首诗：
当我打开一本书，
我希望它能点燃真正的情感火焰。
这样，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
情感将会燃烧下去，放出不灭的光芒，
让我们热血沸腾，心中充满力量；
这样，我们能与黑暗抗争，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虚度，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弟兄们，
在我的身后至少留下一片诚实劳动的印痕；
这样，在黑暗沉闷的阴影里，
人类的良知也会发出不平的鸣响。
“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潘特雷，”尼基塔说：“也许再也找不出如此流畅而又有力的诗篇了。”
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影响，那么赫鲁晓夫在1917年前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业经理。从他晚年的言论和举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这是他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理想一直伴随着他。他鼓励他的儿子谢尔盖和孙子尤里（Yuri）成为工程师，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知道他们是在实现他们自己及其长辈的理想。在赫鲁晓夫所有的孩子中，谢尔盖，他和第二任妻子尼娜的儿子，很显然是他最钟爱的：谢尔盖学业很好，不仅当上了工程师，而且成为了火箭科学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列昂尼德夫娜·赫鲁晓娃（Yulia Leonidovna Khrushcheva），他把她当作女儿看待，是一位很迷人的城市女性，曾经在莫斯科的范卡坦格夫（Vakhtangov）剧院当过文学顾问。赫鲁晓夫鼓励她成为一个农学家。当她提出想研究国际关系时，他发牢骚说：“那是什么工作？最后你只能落得个翻译政治家所讲的废话的结果。”
“对于他来说，”尤莉娅说：“‘真正的工作’是当工厂或集体农场的主任。”她记得曾经把一个她和同学都未能解决的算术问题带给她的祖父。“他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意，然后立即说出了答案。”她说：“即使他的脑子里肯定还装满了国家大事。”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选择了他认为更能够接受一些的职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根据尤莉娅的说法：“最好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赫鲁晓夫自己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在1917年之前，工程师和经理的职位离有雄心的无产阶级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是在1917年以后，通过努力肯定是可以达到的。不过当时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革命。1914年，赫鲁晓夫好像要过上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波及尤索夫卡以及各地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他不能抵制住更深入参与的欲望了。
1915年3月，鲁钦科夫煤矿爆发了大罢工。罢工从赫鲁晓夫所在的工段开始，据说他是三名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当工人们聚集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时，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同年晚些时候，从另一个煤矿来人找他。“我听说你是一名积极分子，”这位来访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一位很可靠的人，字要写得漂亮，要有文化。你知道谁合适吗？”
“第二天，”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就送一位工友过去了，他用最工整的笔迹抄写了齐默沃尔德会议决议。抄写稿被印制后分发给了顿巴斯的工人和矿工。”
1915年9月在瑞典举行了欧洲社会主义分子的齐默沃尔德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呼吁让和平成为世界革命的前提，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叙述的重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是“在矿区，人们普遍都认为我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值得信任”。还有一层意思是赫鲁晓夫希望他自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是他不仅希望自己“值得大家信赖”、“很有文化”，而且还希望自己有“很好的书法”。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会在讲述顿巴斯革命兴起的情况时着重强调这些看起来无聊的细节呢？
1916年随着对战争示威活动的进一步扩展，赫鲁晓夫帮助组织了鲁钦科夫煤矿工人的新的罢工。1917年2月，沙皇退位的消息以发给铁路工人电报的形式传到了尤索夫卡。赫鲁晓夫五年后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记得我们读到这份电报时是多么的高兴啊！”星期天他第一次休息并奔向城里，参加了他所曾看到过的最大的示威活动。“我们对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警察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
为什么说将赫鲁晓夫推上使他到达世界权力顶峰的职位的革命是一种影响因素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由确实是他成为经理或工程师可能会比成为政治领导人做得更为出色。虽然他的天然禀赋在他向权力顶峰攀登的过程中起到了支撑作用，但一旦他到达了权力顶峰，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没有给予他太大的帮助。如果他追求的是原来成为工业工程师的理想，那么这些禀赋肯定会使他处之泰然。沿着这条道路，他可能会接受到他所渴望的更高的教育，感觉更加自信，在实现他决心超越的角色过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即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妄想家都能信任的普通俄国农民的角色。
赫鲁晓夫的政治使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落到他的头上的，这在革命前后都是如此。但是这为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同道路。成为钢铁工人，甚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这种通往荣耀的道路是缓慢而长期的。政治权力可以更为快捷地满足他的愿望，即使最终证明隐藏着更多的危险。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尤索夫卡工作的初期，还没有与布尔什维克有任何联系之前，他就和工友们争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权力还是教育？’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一位最后成为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和我都说我们当然希望拥有权力。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控制学校。大学和高中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我们可以轻易地获得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只有教育，那这还不能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权力。”
这件事情进一步表明了赫鲁晓夫想接受教育的渴望。他们将权力看作是获得教育与自我发展机会的手段，但是却忽略了教育本身也可以赋予人们一种力量，一种知识与自知能力所产生的力量。赫鲁晓夫的悲剧是追求权力的道路最终给他提出了他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及其他他所不具备的条件，结果是在拼命追求人们的尊重中却最后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有人问起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接受教育，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统治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的头脑里必须具有相当于两门科学的学识。但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只是四年的教会学校学习，没有上过高中，只是断断续续地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因此我的行为不是很连贯，总是来回摇摆。我冒犯过很多好人。……我对知识分子大喊大叫，而他们却最终对我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了支持。他们支持我，再看看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7]
[1]赫鲁晓夫从来不能清楚地说出他什么时候去的尤索夫卡，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
[2]根据译者的理解，这里的“抽象的热情”是指资本家因为这一过程而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因为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刻的了解，深刻揭示出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力，赚取绝对剩余价值，逼迫工人阶级为了生计而接受他们的剥削。
[3]1958年，在为西方领导人抵制的四巨头峰会造势运动期间，赫鲁晓夫将他们比作尤索夫卡的矿主，尤索夫卡的矿主们都宣布会在月底发薪水。他回忆说，问题是他们没有说在哪个月，经常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发给矿工们薪水。参照1958年2月16日的《真理报》头版，赫鲁晓夫接受伦敦《时报》记者的访谈内容。
[4]赫鲁晓夫将当时的霍乱和暴乱传言与1952年的谣言相比较，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错误地指控为想毒死苏联领导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些同样的黑色势力又在他们头脑中膨胀起来了，对知识分子与医生的迫害又公开地回到了一些人中间。”
[5]戈比，苏联辅币名，100戈比等于1卢布。——译者注
[6]即使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赫鲁晓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也与皮萨雷夫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9年，赫鲁晓夫家邀请耶弗罗西尼娅的妹妹安娜到基辅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帮助照看她的侄女和侄子——尤莉娅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多年来，赫鲁晓夫家年长的一辈在很多方面给予了皮萨雷夫一家以帮助，特别是送给他们书籍。赫鲁晓夫夫人记下了他们的生日，尼基塔·赫鲁晓夫邀请他们去他在索契附近的家，这样通向这个偏远山间小屋的路都进行了铺设，并非正式地命名为赫鲁晓夫卡。这是作者对尼娜·巴尔莫特的采访。
[7]这个问题是苏联剧作家米哈伊尔·萨特罗夫（Mikhail Shatrov）向退休后的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参照N.S.Khrushchev （1894～1971）：Materialy nauchnoi konferentsii，posviashchennoi 100-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N.S.Khrushcheva（Moscow：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gumanitarnyi universitet，1994），第39页。就像前面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赫鲁晓夫的不一致包括他接受小学教育的情况，他上的什么学校，上了多长时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