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你说错了，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狂言”是23号文件定的，18号文件也是这么定的。我只不过是把中高收入者解释为中国的富人，把低收入群体解释为中国的穷人罢了。其他的我的意见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差异的。无非就是我用的“富人”和“穷人”这两个词引起了争议。任何一个认认真真读过23号文件、18号文件和24号文件的人，都应该清楚，中央政府就是这么说的，国务院就是这么说的。温总理在今年（2008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是这么说的。
杨帆：其实我今天不太想谈您曾经的哪些话，引起了什么什么争议。因为我曾经分析过您说的这些话，确实没什么毛病，只是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
任志强：我认为我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没什么毛病，是我们传统的错误观念在作祟。好像一说富人就是坏人，一说穷人就是无产阶级者，才是好人，才是革命者。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不是指富人吗？那有什么错吗？这是很清楚的事。所以我的表达有什么错误呢？
杨帆：是，既然您认为在大家的习惯意识中，对于富人的定义好像还有一些模糊……
任志强：错误的东西就要打倒它。
杨帆：——不像您这么清晰。但是就这样的现状，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照顾大众的情绪，某种东西还是需要保护一下的，所以才有了语言艺术啊。
任志强：为什么要保护它？
杨帆：语言表达也还是需要艺术的。
任志强：落后观点要保护吗？理解上的错误要保护吗？
杨帆：有的时候是受一种现状所限。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个现状。
任志强：这是人们的误解。过去的富人，都是由剥削才成为富人。我们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讲究以德服人，已经不再靠剥削致富了。如果大家都能纠正这种错误思想的话，也许今天就没有这种争论了。
杨帆：也许吧。
任志强：你看，假定在大家都争当万元户的时候，拼命把这个富人的问题和穷人的问题解决掉，也可能今天——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就不会遇到这种尴尬了。30年了都没解决，还要多长时间？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等一辈子，或者等到下辈子？我觉得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解释我们当前的这种民众的情绪的话，只能让这个社会进步得更慢。
任志强喜欢不断重复他的这套理论，希望能够颠覆人们的传统思维。而同时他说话的语气和方式，也刺激着人们脆弱的神经。面对外界的质疑，他始终都像一个学者型的斗士，咄咄逼人，据理力争。
在部队里，团长说我是“鸡肋”
如果是师长来了您依然轰吗？
——杨帆
师长来了，可能我照样要把他轰走。
——任志强
杨帆：任总您看，和华远比较起来，相对来说，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大一些。身为老总却像一位战士，所以大家特别想探求任总的历程。
任志强：毛主席一挥手我们就下乡了。解放军部队是大学校，我们就到大学校去。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到了地方。
杨帆：哪段经历给您的印象最深刻呢？
任志强：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从部队到地方以后创业初期的那段经历。我最初实际上是在一个集体企业创业的。在这个集体里我前前后后大概在十几家公司干过。我曾经在劳动服务公司代理过经理，他们是把整个服务公司委托给我所在的那个集体企业进行管理。
杨帆：那时候都做些什么？
任志强：那个时候，我早上四点钟起来炸油条，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数钢镚儿。因为一根冰棍只卖三分钱，一碗豆浆只卖两分钱，晚上数钢镚儿的时候就是十个一摞十个一摞的一分钱。我们经常是还没有数完钱就睡着了。那时候开小商店，要卖水果、卖白菜，我们可能就睡在苹果筐里。我们艰苦地度过了几年的创业期。而这个创业，最初都是和今天所有的小商贩、小个体户、小私营企业或者已经成长为很大的集资企业经历着的或经历过的一模一样。
杨帆：您当时完全可以走进公检法这些机关当公务员。
任志强：我们当时复员的时候，大裁军的时候，就是要去充实公检法的队伍。在这个体制里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个体制可能不适合我的发展。我在部队的时候团长给我起了个名叫“鸡肋”。
杨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任志强：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参谋，可以把副团长从靶场里轰出去。如果不把这个副团长轰出去，我有可能完成不了团里给我的任务，或者保证不了师里的演习。
杨帆：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您跟我们说一说。
任志强：当时我在司令部负责靶场的建设。我们要迎接全师的考核，这个靶场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要重新建设，包括里面的设备。同时，这个副团长带的连队又面临着要被考核，所以他就想抽空利用这个靶场来进行训练。这样和我修靶场就产生了矛盾。如果是一般人就会把工程先停下来，把工人都轰走，让副团长带着部队训练完了以后再重新开工，而那样可能就到晚上了，天就黑了，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保证施工的质量。所以我必须把副团长轰走，让我的工人继续施工，保证靶场的质量，否则我完成不了师里的考核任务，那全师的考核就泡汤了。
杨帆：如果是师长来了您依然轰吗？
任志强：师长来了，可能我照样要把他轰走。我在内蒙代表军区施工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事。现场由我指挥，师长来了我也得说你先靠后站。我们在演习的时候，经常也得听我的。我是效果的总指挥，我知道哪儿有炸弹，我知道哪儿会爆破，你不知道。你要到那个危险地区的话，正好延时炸药响了怎么办？所以你也得听我的。也因此我当不了官，我只能在企业里发展。
杨帆：那转业的时候您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任志强：为什么我最初选择的是一个集体企业？就是因为我认为集体企业是不受这些管制的。当我到华远来之后，华远给我的条件是，你可以用民营的方式来进行经营。我当时提出的条件就是，我要说了算。我宁愿当一个小公司的头，也不愿在大公司里当副总。所以他们当时就给了我一张营业执照，给了我三个名额，其他的事也都我自己来办。我从华远集团下属的企业爬到最高位置上，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磨难，而不是我去了以后政府就给我一个任命，让我去当一个管理者。
磨难塑造荣誉
有进监狱这那样一段很不愉快，也很不合理的日子。您觉得能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杨帆
别的我可以不参加，我可以不要，但是“荣誉纳税人”这个称号我一定要拥有。
——任志强
杨帆：您说说您经历过哪些磨难呢？您说有好多。
任志强：这些磨难包括，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70万元利润的任务，但是因为几万元奖金，我还挨了罚。我领导的那家小公司那个时候是集团里赢利最高的一个企业，可是我还要受罚。那是1983年吧，我们被关到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这些可能都是别人没有过的经历。
杨帆：您怎么就进了监狱了呢？
任志强：我们企业进行自查，自查后就说我给员工发的奖金比较多。我发奖金是有道理的，也有上一级的批准。但是我们的纪委可不这么想，就说你一个人怎么能发这么多钱呢？就认为我贪污，所以把我抓起来了。
杨帆：当时您给自己发了多少奖金？
任志强：我当时发了16000元钱。我们有两个管理者都拿了16000元钱。我们八个人，一共发了五万多。16000元钱，在1983年、1984年时就足够定一个重罪了。1984年万元户就已经好得不得了了。
杨帆：嗯，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任志强：而且我这个人还比较嚣张，发了钱就买了辆汽车，那时候的报废汽车也就七八千块钱。我本来已经用我的两千多复员费买了一辆摩托车了，那时候的物价和现在的物价不一样。当时很多人就看着很眼红，说这个人怎么有私人汽车呀？那时候汽车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是个很破的。当然最后我被无罪释放了，后来我也没有为此再去申诉，要求如何如何，我甚至没有要求取消对我的处分。
杨帆：这段经历对您后来有什么影响？
任志强：1996年11月7日，我们公司上市的前一天，突然有人向香港的八大媒体、联交所发了一些匿名信，说我是犯罪分子。按照香港的法律，犯罪分子是不能任董事或执行董事的。那时候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在上市之前按照英国法律签了一大堆法律文件，说我没有犯罪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等。那么如果被告知我是个有犯罪行为的人，我签的所有这些东西就等于宣告我的宣誓都是伪造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涉及我的企业第二天能不能挂牌的问题。
杨帆：当时情况很紧迫。
任志强：所以下午的时候，我的书记跑到检察院专门开了一份证明，证明我虽然接受过审查，被关过监狱，但我是无罪的，然后又发到香港。我们的律师又给所有的媒体写信，告诉他们如果你登，你就要负责任，对股民负责任，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事。（杨帆：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联交所拿到检察院的东西，这个是盖有红章，国徽章的，他认账。当时只有一个媒体登了，说接到匿名信，经联交所查实是诬告。
杨帆：有进监狱这么样一段很不愉快，也很不合理的日子，您觉得能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任志强：如果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今天我可能不是一个荣誉纳税人，可能我会偷税漏税。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我非常看重“荣誉纳税人”这个称号。别的我可以不参加，我可以不要，但是“荣誉纳税人”这个称号我一定要拥有。因为它是国家执法机关或者是纳税机关证明我没有偷税漏税、我是合法的公民、我尽到了公民的义务的证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透明”的表白
我想如果没有房地产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市场，人们的住房需求一定不会比现在更好。
——任志强
杨帆：其实近距离接触过任总后，觉得您特透明。但是在社会上，房地产商的口碑依然不够好，包括任总在内，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暴发户，暴利产业。您怎么看待社会上对房地产商的这样一个评价？
任志强：在人们都很贫穷的时候，所有的富人都会变成被攻击的对象。在中国真正和资源相结合的行业只有房地产。如果我们的电力行业也可以对私人开放，如果我们的石油行业、金融行业也可以对社会开放，你就会发现房地产商不可以、不足以成就这么多富翁了。因为那些行业的发展，比房产快得多的多。（杨帆：是这样。）你从全世界看看，有多少房地产商能成为大富翁？大概香港有，对吧？但同时他们又都不仅是地产商，比如说李嘉诚。在前苏联，改革以后或者通过变革以后，他们的地产商连1%都不到，在前苏联最富的人大部分和资源有关系，如矿产、石油、金融等，在美国也一样。中国的信息不开放，如果别的和资源有关的行业都不出富翁，那就只剩房地产业了。假定我们把所有的行业都开放了，石油大亨一定比房地产商强，媒体大亨也一定比房地产商强。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是房地产商出现了什么问题。
杨帆：也许是出于您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大家确实对房地产商的关注度比较高，包括最近万科的“捐款门”事件。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