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年—1950年），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人。凭着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及享有盛誉的随笔写作等一系列作品，奥威尔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作家。奥威尔的影响难以估量，以至于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用来指代奥威尔所描述过的某些社会现象。
奥威尔从未上过大学，他的最高学历只是中学毕业，就这一点可以说，在同期的英国作家群中，奥威尔可算是个异类分子。更能让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作家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的思想。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入奥威尔的时代，聆听那近似灭绝的悲叹和充满激情的呐喊。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圣徒”和“先知”。
奥威尔本人一直努力维持自己圣徒的形象。他写了预示未来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部小说。作为一个圣徒，奥威尔使人钦佩；作为一个先知，奥威尔又令人敬畏。
无论是“圣徒”还是“先知”，奥威尔所要做的就是挑战邪恶、挑战现实、挑战不公的一切。在他看来，比起自己无忧无虑地过着幸福的日子来说，以受难的方式来挑战邪恶更为幸福。正因为此，奥威尔才如此的与众不同。
随着对奥威尔成就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完美，各种立场与派别的学者都对他表示敬佩，有人甚至用“圣徒”来形容他。他有坚强的道德勇气、优秀的智力和知识水平、敏锐的对未来的洞察力，并且坚持思考的独立性，忍受生活的困苦，历经挫折，仍然决不放弃。总之，作为一个个人来说，他无懈可击。
但是，人们在赞叹他性格中那些非凡的优点时，却忽视了奥威尔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真实的奥威尔是一个性格有点古怪、嗓音很尖、从小就患有肺结核、有着典型英国人性格（保守、严肃）的人。奥威尔非常难于相处，朋友寥寥无几，他不信任外国人，同时又非常自负。不太注意服装的他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抽的卷烟都是自己卷的。他一生中追求过多位女性。同时，奥威尔的信仰也不稳定，他说自己信仰社会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却一直在变化。
奥威尔将自己这些性格上的特点都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是非常拘谨的，看上去不太可信。他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都很单调，似乎有一种厌恶的倾向。奥威尔在一篇文章里曾这样谈自己的创作：“在和平年代里，我可能只是写一些华丽的文章，或者写一些描述性的作品，也许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是被迫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的。”
奥威尔在童年得到的父爱与母爱可谓少之又少。1岁时，奥威尔随母亲、姐姐回到了英国。而奥威尔的父亲到1907年才回到英国休了一次假，直到1912年才回到英国开始过上退休生活，即使在团聚后，两父子间的感情也并不亲密。可以说，奥威尔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度过的。根据奥威尔后来的谈话以及他人所述，他享受到的母爱也非常有限。奥威尔后来孤独、怪癖的性格不能不说与小时父爱与母爱的缺乏有着莫大的关系。
1911年～1916年，奥威尔在位于苏塞克斯郡东伯恩的私立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上学，这段时间可能是他一生中首次过得极不愉快的阶段。他一方面要面对校方对他精神上的压迫（道德讹诈，羞辱）、体罚（幼小的奥威尔因为入学后不久开始尿床，被校长用鞭子抽打）以及被虐待（食不果腹）；同时因为其家境平平，还要面对富有同学的嘲讽。奥威尔曾感慨道：“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另外，他也不能从家庭中得到多少情感上的补偿。这一切的结果，使得奥威尔对自己评价极低：“我没有钱，我体弱，我丑陋，我没有人缘，我咳嗽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强烈的失败感也由此产生。这些感觉伴随了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学校的几年生活，给年幼的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在离校30年后，他还写了一篇名为《如此欢乐童年》的长篇随笔。这个讽刺味十足的标题来自于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诗，奥威尔反其意而用之，在文中，他以愤怒的笔触记述了自己被迫度过的这段痛苦时光，攻击了当时压迫他的整个阶级及教育体系，不这样，他就不能摆脱关于那几年的梦魇记忆。
后来，奥威尔进入了著名的伊顿公学。能通过激烈的入学竞争考入这所学校的，都可以称为精英学生，奥威尔甚至属于更为少数的精英，他是70名“国王奖学金”生之一。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走一条传统的道路，即在上完伊顿公学后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然后在英国的上流阶层中占据一个稳固的位置。但在入学伊始，奥威尔就有了自己的独特想法。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在奥威尔眼里，进入公学“会享有更多隐私权，有更多被忽视，更多懒惰、自我放纵和退步的机会”。他决心对在预备学校的生活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松驰下来，不再死命读书”。后来他宣称：“13岁到23岁之间，我几乎没做过一点能够避免的功课”。就这样，童年的创伤所造成的悲观心理阻碍了奥威尔向着大好前程迈进。
奥威尔毕业后前往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但他丝毫体验不到作为白人的优越感，他甚至必须按照官僚的意愿射杀一头自己不想射杀的大象，这在其随笔《射象》中有着深刻的描绘。1927年他回英国度假后辞去了这份为他所厌恶的工作，他逃离了苦役，当了一名穷困潦倒的撰稿人，还干过厨师助理、书店店员、家庭教师等低微职业。他从中产阶级出走，俯身于平民阶层，穿破烂的衣服，抽劣质卷烟。所有这一切，都是因悲惨的童年所至。现实就是这么的巧，正是奥威尔选择的路线，却出乎意料地成就了一段“姻缘”，使他逐步成为了著名的作家。
纵观奥威尔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两校的求学期无疑对他的思想和写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前一所学校里所受的屈辱在伤害他的同时，在他心里也种下了反抗和批判精神的种子。童年的创伤性经历，为奥威尔后来的“自卑情结”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这种情结终生困扰着他，但正是为摆脱这种困扰所做的艰难探索，对奥威尔成为优秀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奥威尔自己也说：“从一开始，我对文学的追求中就包含着一种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
奥威尔的“自卑情结”，在他的一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如果将他自己描述得很好的话，他十有**是在撒谎，因为任何生命从内部审视都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失败。”奥威尔对生活、对人生所持的悲观态度，通过这句话充分地折射了出来。不过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奥威尔在他不长的一生中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不懈的创作，不像是失败，却更像是一种对命运、对时代的胜利。
奥威尔为什么要转向写作、做一个作家呢？他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写作的原因，归结为有心理疾病存在。他于1947年写道：“所有的作家都是空虚、自私和懒惰的，他们写作的深层动机是不可告人的。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就像生了一场大病。如果不是被某些我们既无法理解、又无力抵抗的恶魔驱使，谁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的。”
在奥威尔眼中，写作原来是如此的令人可怕，它实在是被逼无奈之下的所为。对于奥威尔来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理由。如果能写出像样的作品，宁愿一辈子孤单。奥威尔坚信，日常生活中遭到的挫折是可以在写作中得到补偿的。30岁之前的那些日月，他一边饱尝贫困和失败的滋味，一边为将来的写作默默地做着准备。奥威尔的一生，犹如一面澄澈的镜子，其中映照出的幸福和不幸都要黯淡而去，留下的是写作的永恒。是写作，也只有写作，能够给奥威尔带来生的希望。
“贫困”与“政治”是奥威尔作品所主要涉及的两大主题。为写政治小说，奥威尔奋斗拼命，积劳成疾，直至英年早逝。他短暂一生中所创作的小说既有政治性又有艺术性。政治性体现在他的反极权与反乌托邦的话题中，艺术性体现在他那虚构与真实相融、深刻与直观兼顾及不动声色的描写中，这使奥威尔的政治小说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奥威尔式”写作风格。